来源：中国民俗文化网 　　文章作者：盛燕 赵旭东

一种停滞状态，而在80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施行，民俗学研究的禁区逐渐打破，各地、各民族的民俗活动普遍得到恢复。除介绍范庄龙牌会的由来和庙会过程之外，提出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信仰可以凝聚人们的精神、范庄“龙牌会”组织的传承具有号召力、“龙牌会”是道德净化场、“龙牌会”的仪式保护等问题。正是此文使龙牌会正式成为学术公共领域关注的对象，具有一定影响力，在范庄新建的龙祖殿前的石碑上所刻的“范庄龙牌会记”的碑文中还有“陶立璠先生对范庄考察后发表了民俗意识的回归，并题词礼失而求诸野”这样的文字。[6]同年，诸多人类学者、民俗学者从多种视角对龙牌会进行了丰富的研究。如英国学者王斯福考察龙牌会之后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发表题为“农民抑或公民——中国社会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问题”（王斯福，1996）的演讲，此文是从范庄龙牌庙会的表演入手探讨中国是否存在农民民主传统，认为龙牌会象征性的表演不可能成为民主制度，但它也有着其自身变迁和创新的历史，也象征体系传递着传统权威。高丙中则是从民间仪式与国家认同、龙祖殿的建造角度来考察龙牌会，发表了“民间的仪式与国家的在场”（高丙中，2001）、“知识分子、民间与一个寺庙博物馆的诞生”（高丙中，2004）等论文。高丙中指出1996年范庄讨论会中提到盖博物馆收藏代表农业文化的民俗及其实物，建议保护这里的活生态民俗，而在事隔7年之后，这两位的建议被当地人结合进“龙祖殿”的方案里，龙牌会的信仰活动从临时建筑转移到固定建筑里了。“龙祖殿”是经过了政府的规划的，在物理空间和意识形态空间中都拥有合法的身份，而此也是得益于民俗学者的学术活动（高丙中，2004：18）。在高丙中的另一篇文章“一座博物馆一庙宇建筑的民族志——论成为政治艺术的双名制”（高丙中，2006），指出龙祖殿兼具博物馆和庙宇之名从创意到启动再到完成整个过程，包含着学界的参与、村民的努力和政府机构的支持与通融，也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多种紧张关系在这个情境中被缓和、解决的过程（高丙中，2006：154）。

刘铁梁的研究则是以范庄个案为中心，与其他个案相对照，探讨民间权威，传统的复兴与调整，提出庙会类型问题和“象征的村落个性”，进而提出尊重一个村落的文化创造和文化选择。北京师范大学岳永逸老师全面地研究了范庄庙会，在博士论文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乡村庙会的多重叙事”（岳永逸，2005），详细描述了龙牌会组织和仪式过程及其变化，分析了“龙牌之龙”乃勾龙的不同的解释文本，说明现今的龙牌会是有着不同程度的信仰群体、行政官员、地方精英、外来者等多个异质性群体“共谋”的结果，并反过来不同程度地满足了这些群体的需求。多样的解释文本和部分解释文本与仪式实践之间的错位在使“龙牌”信仰表面上被强化的同时，也使其发生裂变。传统意义上的龙牌会在被不同的群体改造和利用的同时，渐变的龙牌会也对与之相关的行动主体进行着再造（岳永逸，2005：101）。

笔者也曾从平权与等级、文化认同等角度来考察龙牌会，发表了“中心的消解：一个华北乡村庙会中的平权与等级”（赵旭东，2006）、“文化认同的危机与身份界定的政治学”（赵旭东，2007）等论文，主要是从龙牌会组织的角度出发研究庙会表演中所体现的对权威中心建构和消解的过程，“庙会体现的是对乡村神祗权威的建构，也隐含一种消解中心的倾向，这种倾向一方面体现于每个人都可以参加的庙会表演，另一方面也体现于庙会组织本身，即庙会组织提倡在轮值的所有会头之间维系一种平等以及责任分担的原则”（赵旭东，2006：31）。范庄龙牌庙会的“龙文化博物馆”使地方性信仰不断升级，不单单是地方上以及外来知识分子相互“合作”的“功劳”，也有地方社会对于“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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