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家”到“庙”——一个华北乡村庙会的仪式变迁
来源:中国民俗文化网 文章作者:盛燕 赵旭东
摘要:自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寺庙和宗族祠堂复兴的在全国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笔者通过参加2007年范庄的龙牌庙会,详尽地描述范庄龙牌会的仪式过程,并与龙祖殿修建前的仪式进行比较,从仪式变迁的角度来分析龙祖殿修建前后政府、会头和学者的关系。也正是因为龙祖殿的修建,才有了从“家”到“庙”的过程,“家”是一种家庭的,内部的表征,而“庙”是公共的,外部的表征。从家到庙,也是龙牌会从地方信仰向公共事物——龙文化遗产发展的过程。 问题的提出:一个地点的学术史 范庄镇位于河北省赵县城东小滹沱河故道,是一个历史久远的古镇,范庄村处于镇中心。每年农历二月初二,范庄都会举行热闹的龙牌庙会,这一盛会不仅仅是当地人民的节日,也吸引了不少中外专家学者的目光。最早研究范庄龙牌会的是河北民俗学会的刘其印先生,据刘其印先生介绍1991年他来到范庄考察民俗,当时范庄人给他介绍了二月二的龙牌会。 当刘其印见到龙牌上书一行字“天地三界十方真宰龙之神位”时大感惊讶,他认为这在中国各地龙崇拜之中是绝无仅有的,在这里的龙神并不是龙王的代表,而是炎黄子孙所称的龙祖。[3]中国自古以龙为帝王的象征,“真龙天子”早已是人们所耳熟能详的名词,而且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刘其印认为他发现了一块瑰宝,赞誉龙牌会是“祖龙崇拜”和“图腾崇拜”的活化石(刘其印,1997),[4]并邀请了北京民俗学会秘书长刘铁梁教授、北京大学高丙中教授等一批民俗学界的学者来研究范庄龙牌会,由此便揭开了范庄龙牌会16年的学术研究史研究的序幕。 近16年以来,也曾有许多外国学者到范庄考察龙牌会,如英国的王斯福、日本的龙川麻子、韩国郑然鹤等一批外国学者。[5]最早的一批研究者主要集中在河北民俗学会,他们在其内部发行的通讯《风俗通》和《河北省民俗学会简报》中发表了大量与龙牌会相关的文章,如“范庄二月二“龙牌会”——龙崇拜的活化石”(刘其印,1997)一文是刘其印对龙牌会研究的主要成果,阐述了范庄庆祝“二月二”节日与中国其他地方不同,而是设“皇天大醮”进行敬祭,并简要介绍了龙牌庙会的过程。刘其印还对诸多古籍中龙的表述做了一番查证,提出范庄龙牌的特点是将“龙”与“老天爷”相提并论的。刘其印详细描述并分析了范庄的勾龙传说,指出其是古春社节与二月二节的融合而形成的附会,但也认同龙牌会具有多重价值与功能。随后又有许多当地和外地的学者参与到龙牌会的研究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走进‘龙牌会’”(叶涛,1999)、“‘龙牌会’”初探(周虹,1996)、“赵县范庄镇‘二月二龙牌会’的由来”(武文祥等,2001)、“中国龙文化园地的一支奇葩”(张焕瑞,2001)。这些文章都被列入河北省首届龙文化学术研讨会的论文之中,但是早期对龙牌会的这些考察偏向于民俗学方向,写作风格也较为类似,主要是对龙牌会这一民俗活动的由来、过会盛况进行描写介绍,初步研究了社区神、家神等概念以及专家学者到访范庄对龙牌会的影响。这些早期研究对龙牌会的宣传起了较为积极的作用,也为龙牌会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1995年,中国民俗学会秘书长刘铁梁等在范庄镇南庄村建立了中国民俗学会调研基地,自此每年都会有许多专家学者以及研究生、博士生来范庄庙会考察,并与龙牌会组织者开研讨会,形成了每年到范庄庙会考察的惯例。1996年,龙牌会的考察更是达到了一个高峰,包括英国王斯福教授在内的许多人类学者和民俗学者到访范庄,由此“龙牌会”在学术界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成为继妙峰山之后又一个庙会研究重地。 其中,陶立璠于1996年发表了“民俗意识的回归”(陶立璠,1996),文中论述了中国民俗学发展的状况,指出本世纪50-70年代中国民俗学完全处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