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历史学的眼光来看，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信仰和民间文学，都是社会的存在，也都是历史的一部分。按照中国历史学的传统来说，历史书里也常常记载不少的民俗材料。在所谓“史部”的著作里，也有专门记载民俗的书。现在我们把民俗学跟历史学分开，是因为二者研究的主要对象不同，研究的方法和任务也有很大的不同。把它们分开，有利于二者的发展。但这两者，也不能完全分离。研究历史，不能完全摆脱民俗的研究。研究民俗，也常常要采用历史的解释。

　　“五四”以后，我们所谓“民俗学”是从国外输入的一个新的概念。作为民俗学的研究工作，在近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说不上来。在我的印象里，鲁迅在年收入他的《而已集》里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不知他是否有意从民俗学的角度解释历史，但他实际上是这样做的。可能这是近代人用民俗学的观点解释历史的最早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指出了魏晋名士吃“五石散”的风气。文章说，吃了这种药，全身发烧，要把衣服脱掉，要用冷水浇身。皮肉发烧之后，不能穿窄衣服。为了预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文章说：“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文章还说：“更因皮肤易破，不能穿新的而宜于穿旧的，衣服便不能常洗。因不洗，便多虱。所以在文章上，虱子的地位很高，‘扪虱而谈’，当时竟传为美事。”鲁迅用吃药来说明魏晋名士们的风度，从少数人的癖好联系到流行相当长时期的社会风气，这是很有意思的，是一般历史工作者所没有说过的。

　　1932年，郑振铎先生写《汤祷篇》，发表在《东方杂志》上。后来又把这篇文章同另外几篇文章辑成一个小册子单独出版，书名还叫《汤祷篇》。作者论述了汤因大旱，剪发爪，祷于桑林的故事。他认为这是用人做牺牲，去祭神的遗俗，他的论证是有说服力的。他由此引论：古代帝王一方面是人世间的王，又一方面他还是一种担任神职的领袖。他用“祭师王”这三个字来描述古代帝王的身份，他这个论点触及到中国社会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国古史上的帝王，既是掌握最高政权的人，又是最高的教主。远古帝王所以要说天下有罪，在余一人，就是因为他要对神负责。汉代的皇帝亲自讲经，判断各家的是非，就是以教主的身份出现的。他们被礼赞：“万岁、万岁、万万岁”，他们被称为“金口玉言”，他们可以封山川土地之神，他们可以赠与仙人的道号，也都是以教主的身份出现的。不懂得这一点，就不会懂得皇权之所以神秘，也不会懂得封建道德之宗教的起源，甚至于不会懂得封建社会为什么在土地权问题上缺乏真正的私有权。郑先生想得也许不会这么远，但他却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历史问题。

　　郑先生在这篇文章里还说到，“古书固不可尽信为真实。但也不可单凭直觉的理智，去抹杀古代的事实。”“愈是今人以为太不近人情，太不合理，却愈有其至深且厚，至真且确的根据在着。”第一句话说得很有道理，第二句话未免说得绝对了一些，但也有道理，这都是历史工作者应该重视的。

　　郑先生还说：“原始生活的古老的‘精灵’常会无意的侵入现代人的生活之中;特别在我们中国，这古老的‘精灵’更是胡闹得厉害。”又说，“原始的野蛮的习惯，其‘精灵’还是那末顽强的在我们这个当代社会里作祟着!打鬼运动的发生，于今或不可免。”郑先生这个意思说得很好，在“察古明今”这一点上，历史学和民俗学是一致的。历史学明今，是为了知来，民俗学明今，可以移风易俗，这都是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的。郑先生所谓“打鬼”，当然不是用棍子去打，暴力在这里是无所作为的。“打鬼”是要用具体材料，说明事实，讲清道理，提高认识，让人们在自己头脑中去打。

　　闻一多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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