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年来，少数民族地区妇女外出打工和族际通婚成为一种越来越明显的趋势和潮流，这种人口的流动有别于传统的婚嫁，它将带来一系列社会文化的变迁。在第100个“三八”国际妇女劳动节到来之际，本报特刊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杨筑慧对这一问题的观察和思考文章，她以人类学的方式，通过对西南民族地区的田野调查，对这一问题作了细致的分析。

　　我国西南地区是少数民族分布较为集中的区域，且多为世居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这些民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尤其是在婚姻家庭习俗方面，更是各具特色。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西南少数民族妇女大量外流，引发了当地社会文化的变迁。传统上妇女流动是一个有序的过程，它所涉及的不仅仅是流动者本身，还关联着她生活的家庭、家族与社区，这之中的逻辑远非“嫁”与“娶”的行为过程所能包含的。而妇女的外流，则对这一有序流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不断扩大的通婚圈

　　在人类学界，通婚圈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不同的通婚圈，既是族群认同的一种表现形式，又是社会资源获取的一个途径，还是民族文化得以传承的载体。在交通不便、对外交流较少的情形下，许多民族都形成了相对固定的通婚圈。

　　对于许多西南少数民族来说，其通婚圈主要表现为民族内婚、村落内婚、支系内婚等。如在一些民族内部通婚的范围内，还保留着交表婚（姑舅表婚）的习俗，苗族俗话叫“姑姑女，伸手娶”，史书中将之称为“还娘头”。西南不少民族有“好姑娘不嫁寨外”之说，如哈尼族奕车支系外嫁的女子，在当地人看来，多是有缺陷之人；贵州榕江车江侗族有“好米不出缸，好女不出乡”之说。贵州省册亨县巧马镇纳贤行政村的三家寨白苗，通婚圈几乎全部局限于本支系以内，而广西田林县潞城乡各烟屯的蓝靛瑶支系内通婚率达95%以上。

　　通婚圈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形成了联络皆为亲的关系，成为粘合不同社区或村落的纽带，相互间提供了精神、物质等方面的支持，也成为认同的基础或表现形式。

　　然而，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妇女的大量外流，传统的通婚圈被打破，族际通婚、远距离通婚成为愈来愈司空见惯的现象。在笔者的家乡，贵州榕江车江一带的侗族，过去长期实行族内、村内通婚，现在则不仅与外族通婚现象越来越多，而且许多女孩还远嫁东南沿海等地。如仅车江一村就累计有70多名女子外嫁安徽、广东、湖南、福建、四川、广西、湖北、江西等省区。村人对此也从最初的不齿到默许，再到习以为常，甚至主动应从。

　　日益模糊的择偶标准

　　择偶是婚姻进行的第一步，选择什么配偶，既关系到物质资料生产的多少，又关系到人口再生产是否能顺利繁衍，同时，还牵涉到社会关系能否有序展开。故而，在许多少数民族社会形成的择偶观和择偶标准，是该民族社会秩序能够正常运转的重要条件之一。

　　“相夫看犁田，择妻看纺织”，“男人看田边，女人看花边”，这些俗语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些西南少数民族的择偶观。以耕田种地、纺纱织布为重要内涵的农耕生计方式是许多西南民族生存和延续的基础，也是其构建文化体系的基本要素，配偶的标准也多与这种生活方式相适应。

　　在西南民族地区，择偶标准多从家庭或家族与个人两方面考虑。在允许的通婚圈范围内，对家庭或家族的关注集中在是否有遗传病、经济状况如何两个方面。而对个人条件，则更关注相貌、持家能力、健康、品性等。至于生活习惯、价值取向、教育程度等，由于当地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差距并不大，因此较少考虑。这样的择偶条件，一方面塑造了人格的培养趋向，另一方面维系了社区文化的传承，使民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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