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民俗文化网 　　文章作者：杨筑慧

化长久保持着其固有的特色，即生计方式、抚育习俗、择偶标准共同维系了社区传统文化的运转。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进一步深入，生计方式愈来愈多样化，外出务工、经济作物的种植、民族旅游业的开展等，无一不在改变长期自在的民族社区，逐渐摧毁了千百年来所构筑的社会文化根基，同质的社会正被多元的价值取向所浸染。在这种情形下，择偶标准也变得虚无，与传统社会往昔的需求渐渐发生断裂。许多外流女子在选择配偶时，既没有看到所选男子本人，更对其家庭背景、经济状况、所在村落一无所知，至于男子的品性、相貌、健康状况、能力等等，只能是想象了。

　　笔者在云南省镇沅县九甲乡的下车村做田野调查时，遇到一女子，自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上街时结识了一名山东人，听说山东好，就跟着这个人到了山东，嫁到了一户素不相识的人家，在那里生儿育女。5年后才第一次回了娘家，直到那时，娘家人也才知道她的近况。还有在四川凉山一些彝族地区，由于当地社区有吸毒贩毒现象，有的父母害怕自家女儿留在当地遭罪，当有外来掮客说合时，也不问男家具体情况如何，就把女儿嫁给了外地人。

　　笔者在调查中曾问到一些外流女子的家人或邻里，许多人的回答是，既没有去过男方家，也不知道他家在什么地方，有的只知是某省，稍好点还知道是某县，何乡、何村则不得而知。即使知道一些对方的情况，也多凭介绍人虚实参半的说道。一些女子出嫁他乡，家人甚至都不知道，而是过了些年才有消息传来。择偶变得简单化，价值标准虚无化，民间传统的择偶习俗、标准也在逐渐消失。

　　逐渐消失的婚恋习俗

　　在许多民族传统社会中，婚姻关系的缔结有一整套的习俗，如谈情说爱的方式，说媒方式，婚礼举行方式，以及婚后的夫妻关系、社会互动。

　　西南少数民族的谈情说爱方式可谓情趣盎然，民族特色浓郁。如侗族的行歌坐月、布依族的郎哨、苗族的游方，以及西南边疆傣、阿昌、佤、哈尼等民族的“串姑娘”等。一般来说，西南民族地区青年男女的恋爱方式多以集体性的方式进行。当姑娘小伙子成年后，他们往往根据性别形成一个活动圈子，除了于节庆、生产活动时借机寻找意中人外，日常时间也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说说笑笑，对歌弹唱。姑娘们还手里做些手工活，如刺绣、纺纱织布等，在轻松、融洽的气氛中，某对青年男女会渐渐产生爱意，并相互赠送信物。一旦关系确定后，男子则告知家人，如家人亦中意，即找合适的媒人前往说亲。

　　说亲过程同样充满情趣，媒人依习俗前往女方家，或带酒，或带茶，在各种表面的托词下说到这对年轻人如何般配，双方家庭、家族如何又攀了门好亲戚等等，如此往返几次。若女方家也对对方满意，下一步则可合八字、对属相、看卦象等，这些如都呈吉相，即可订亲。订亲则意味着双方家庭确定了姻亲关系，社会网络由此而扩展，一般情形下是不允许任何一方悔婚的，否则会引起争端。

　　婚礼是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仪式之一，既包含着个体自身角色的转变，也意味着社会关系的重组，还是文化传承、族群互动的重要场所，其过程及其所展现的民族文化常常为“他者”所乐道。婚礼过后，一个新的家庭诞生，一个新的社会网络得以建构，个人也在此中成就了其责任、生活之意义及纽带作用。

　　婚礼后，在西南一些民族如苗、布依、侗等民族中，还有“不落夫家”之俗，即暂时不与丈夫同房，而是返回娘家，待逢年过节才由夫家人接到家中，如此往返一段时间，一年、两年或更长，才长住夫家。

　　然而，这些习俗均随着妇女的大量外流逐渐消失。笔者在中学时代于侗族地区所见的行歌坐月、不落夫家没有了，在婚礼中那种对歌、弹“牛腿琴”的场景也湮没在遥远的记忆里。又如云南省红河县乐育乡坝美村的哈尼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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