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保护——动态保护。动态保护就是让民间的文化资源继续传承并发生作用。民间文化的生命力、传承力受几个方面的制约：一是我们的生活在选择文化，二是我们的文化在适应生活。生活在突飞猛进地变化，但这种变化不能完全无视传统，不能与民间文化传统完全断绝。它需要文化，因此它选择文化。如现在农村城镇化很快，并有大量的农民进入城市，导致农民的很多习俗不断进入城市，但农村与农民的文化在城市的存在主要是由城市及市民来进行选择的。大家都知道，最近十几年来人们不断在讨论春节禁放鞭炮问题。据说，在一度禁放之后，到２００４年，已有４７个城市已经开禁，长春也属于开禁之列。钟敬文先生多次接受记者的采访，甚至在去世前还在病床上说希望北京恢复放鞭炮。不过，在我看来，当北京的现代城市改造完成后，放鞭炮这样一种民俗也要经受北京城的现代性的选择。过去，我们一直处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人的居住密度不大，村落和村落之间、一家一户之间有很大的距离。到了春节，为唤起群体的力量，人们便通过放鞭炮使村与村、家与家连成一片，轰天震地，形成一种节日团圆、热烈欢乐、吉祥的气氛，造成一种送旧年迎新年的喜庆景象。但是，我们今天的城市变为叠罗汉式的高层居住，三十层、四十层地居住。过去，鞭炮生产技术有限，体量很小，最早是爆竹，后来是小鞭炮，都没有那么大的爆炸力。而我们今天的鞭炮生产技术极高，越做越大，爆炸力越来越厉害。于是，鞭炮的存在的确威胁到了人生安全与公共卫生。我们不能否认鞭炮给我们的环境、消防等等带来了诸多影响。无论禁放成功也好，不成功也好，都表明现实生活在选择我们的民俗。其结果，有的文化能活下去，有的文化就活不下去，有的文化在有的地区能活，在有的地区就活不下去。前两年，北京街头盛行扭秧歌，全城都扭，老头敲锣打鼓，老太太全花里胡哨地扭，扭得任何社区不得安宁。最后，居民提出抗议，政府设法干预。这也是生活在选择传统的文化。最后，这种选择的结果是仍然允许你扭秧歌，但不准敲锣打鼓，代之以录音伴乐、轻歌曼舞，使之与现代城市和谐相处，将本来热热闹闹的扭秧歌改造成了一种休闲的方式。不适应今天生活的民间文化是必然被历史淘汰的，用不着惊慌失措。关键在于在它出局前就做好静态保护，记录下来。

文化本身要自觉、主动、积极地适应现代生活、现代文明。目前，中国文化处在转型时期，转型中的文化自觉更为重要。我们过去的文明属于稳定的农业文明。五千年来，虽不断有异族统治、列强入侵、朝代更迭，今天刘家天下，明天朱家王朝，但无论哪个民族主宰中原，无论哪个王朝代替了另一个王朝，我们的文明的本质并没有变。在这个农业文明系统里，我们在思维上重形象，在人际关系上重情义，在文化气质上重趣味，在文化审美上重含蓄，在文化传承上重稳定，在哲学上讲究天人合一，我们注重和谐和平，注重群体力量的整合，注重个性的收敛，张扬团体的精神，这就是我们的文化！长期以来，我们文化的主体主要是农民，我们的文化的主要产生、存在空间在乡村。而今天，我们正在转入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文化的主要存在空间、主要创造地正在变成城市，文化的主要创造者正在变成市民，文化的稳定传承正在变为迅疾的吸收与创新，群体的和谐正在变为个性的张扬，思维方式正在从以形象思维为主向逻辑思维为主转移，闲适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方式正在被高速度与数字化的生活所代替。现在是充满竞争的时代，讲求的不再主要是天与人、人与人的和谐。

在巨大的社会转型当中，我们的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因能适时转型而将继续为人们所用，而相当一部分则因不能适应而不复存在。包括萨满教、东巴教，有的人想挽救甚至复兴它们、不让它灭亡，这是做不到的。萨满教、东巴教是和满族、纳西族的古老生活相适应的，低下的生产力、简单的社会分工、信仰万物有灵与图腾崇拜、巫术崇拜等是其物质、精神与社会存在的基础。而今天，满族、纳西族文化的物质基础、社会条件、思维方式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有的人企图让它们发展、繁荣是不可能的。我们根本不用担心一旦保护了萨满文化与东巴文化，它们就会蔓延。正因为我们无力对它们做动态保护，加上它们自己不能适应现代的生产力、思维力而存在、发展，我们对它的静态保护步伐才必须加快。我们应该怀着对历史、对民族民间文化的责任感、使命感，在消失之前就将它们作为我们的精神基因、情感基因、文化符号加以全息保护。人类的野蛮性和文明性的区别正在于怎么对待自己的历史。否定自己的历史、否定自己国家民族的传统是一种野蛮的行为，而尊重自己、尊重自己国家民族的传统是一种文明的标志。我们对民间文化做静态与动态的保护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以及极大的政治、产业、艺术、文化意义。分清了保护的两种形态及其性质，我们对保护民间文化的很多担心与恐惧就变得没有必要，甚至就会从过去的指手划脚、站在保护的对立面变成积极的参与者。

下面，讲一讲保护的手段问题。对民间文化的保护，包括对所有传统文化的保护，大约有那么六种手段：

第一种叫国际保护。目前，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已经不只是中国的课题，而是变成了全人类的课题。西方世界经受工业文明对传统文化的冲击比我们要早得多，所以他们思考这个问题也比我们早得多，并产生了相关的理论、方法，有相关的国际组织、国际公约，也有相关的保护技术、标准、基金。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保护纳入到国际保护体系里去。同时，由于我们是在为人类承担责任、保护遗产，因此对全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理念、方法、经验、技术、资金、人力也应该参与到我们的保护工作中来。在引进国际资金方面，丽江东巴经的翻译与保存就做得很好。目前，他们正在求得联合国的支持，将１００卷东巴经全集翻译成七种文字在全球范围内发行。另外，贵州也从挪威政府那边得到了一笔巨资，建立起了苗族、侗族、布依族村落的保护区。现在，国际上这种资金比较多，比如日本就有“国际交流基金”，美国就有福特基金。中央美院乔晓光先生主持的剪纸申报遗产项目就曾得到了福特基金会的１８万美元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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