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叫民间保护。民间文化主要存在于民间，因此民间保护比任何保护都更重要、更实际、更普遍、更传统，但它更需要从自然转变为自觉。民间保护可以分生产保护、生活保护、生命保护几种。先谈生产保护。我国是农业大国，汉族主要是农耕民族，它的民间文化大都与农业联系在一起，以它为基础、反映它，并反过来为农业生产服务。农业生产模式一转变，建筑在其基础之上的农耕文明也将随之转变。它可能转无，也可能转劣，或者转优。除了汉族之外，我们许多少数民族分别拥有狩猎文化、游牧文化、渔捞文化。这些文化是狩猎、游牧、渔捞生产的产物。因此，要保护它们，首先应该进行生产模式本身的有选择性的保护。再谈生活保护。生活内容十分丰富，包括信仰生活、文艺生活、经济生活、婚姻生活等等。我们的宇宙观、道德观、价值观、审美观等无不潜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细节。只有在与世界、在与其他民族文化接触中保持我们的基本生活方式，民间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才有生命力。我们要保护住我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式，以确保民间文化的持续性、发展力。最后谈谈生命保护。我们经常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见棺材不掉泪”；“不见黄河心不死”；“不养儿女不知父母恩！”可见，中国文化是一种生命体验的文化。你不进入那个生命阶段，你就不能进入那个文化状态。文化不只是学到的，还是体验的结果。无数个个体生命的历程也就构成了一个民族文化的生命历程，随着生命的成长，一部活生生的文化史也在不断展开。如，婴儿生下后要先后经历抓周、满月，进入少年后要行割礼、行成人礼，进入青年后有谈情说爱、订婚结婚，结婚后有生儿育女，到了人生的特定关口有本命年等信仰，到了晚年要接受贺寿，最后是面对死亡等。可见，我们在用生命来演绎属于民族、属于国家、也属于个人的文化，并保护、传承这种文化。如果我们改变了生命历程的编码方式，改而说别的语言，行其他礼节，全面转换人生礼仪，那我们的民间文化、传统文化还能得到保护与稳定的传承吗？

第四种叫教育保护。我们的教育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是对的，但不能忽视立足传统、立足民族、立足本土。而且，教育是一个广义性的概念，它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个方面。仅就学校教育而言，目前，除了一些大学有民俗学理论教学外，我们的中小学教育中基本上没有民间文化内容。我们一些作家的文章在初中三年的语文教材中选入三四篇，而我们的四大传说、我们的《格萨尔王传》、《江格尔》、《玛纳斯》连一点儿影子都没有。我们的家庭教育环境也不容乐观，不少人将孩子从幼儿阶段就送入贵族学校，让他不说中国话，改用洋式生活方式。目前，北京最时兴的就是送子女出国留学，有的从小学送，有的从中学送，大多数是大学送，越送离中国文化越远。还有农村城市化、家庭核家庭化后，老人与中年、青少年分开生活，造成家庭教育与民间文化、传统文化传承的断裂。教育保护是要保护一种尊严感、价值观。就社会教育而言，我们全社会最盛行的是拜金主义、个性张扬、享乐主义，凶杀、色情、暴力为内容的媒体传播甚嚣尘上，胡同被推倒，四合院无存，农村急剧解体，口传文艺等迅速被网上游戏等所代替。民间文化教育的环境已被摧残得十分脆弱。如果我们的教育都在否定传统、否定本民族文化、否定本土文化，建了一万个博物馆又有何益？拍了那么多的电视又有谁看？那不是比封建迷信更可怕吗？我们为什么对“封建迷信”总抓住不放，而对那种毁灭我们民族文化存在根基的教育却麻木不仁？

几千年来，民间文学、民俗、民间艺术一直受欺凌，不登大雅之堂。解放以后，这些民间文化好容易被国家重视了，但在我们有些干部、有些学者、有些媒体眼中，仍然没有它们的地位。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的金荣华先生不久前来大陆，说“２０世纪中国四大文化工程之一是民间文学。它的成果应体现于教育”。我国的教育体制中为何没有民间文化的位置？这与我们总是把民间文化与封建迷信、落后连在一起有关。要说封建迷信，可能故宫是最大的封建了。它是明朝的皇宫、清朝的皇宫，可我们为什么还要保护它？最封建的还有长城，它是第一个封建皇帝修的，修建它是为了对付北方民族，岂不是对民族团结不利？但谁也没有说它不应该被保护。北京的天坛是祭天的，那不是最大的迷信场所吗？殷墟是奴隶社会的，半坡文化更是原始社会的。我们的生活能离得开旧时代的一切吗？我们谁都没那么高明，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一点儿历史的烙印，甚至见不得人的东西。可我们为什么要装得冠冕堂皇？对待民间文化却显得那么盛气凌人？我们要更好地关爱我们的民间文化、弱势文化，尤其是马上就要灭绝的文化。在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体制中，我们要加大对优秀民间文化、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我们在座的大学老师很多，一定要考虑我们的民间文化教育、本土文化教育怎么样在重塑我们民族的人格、灵魂、重建中国人文精神方面大有作为。

第五种叫产业保护。民间文化既是学术资源，也是政治资源、文艺资源、产业资源。说它是学术资源、文艺资源，大家都容易懂，说它是政治资源大家也不难理解，可说它是产业资源就不大好接受了。其实，我们的民间文化的确还是一个巨大的产业资源。中国叫Ｃｈｉｎａ，Ｃｈｉｎａ是瓷器，中国的陶瓷文化源自五千年前的土器制作。由此可知，国外对中国的了解不是通过“四书五经”、《史记》、《资治通鉴》，而是通过瓷器。陶瓷从古至今都是我国的大产业！另外，我国古代有一条丝绸之路，它是我国丝绸文化及其产业的产物。从种桑、养蚕，一直到缫丝、纺织、印染、制成服饰用品，我国的丝绸文化产业发达得不得了！我们的民间文化是一种能吃的、能穿的、能代步的、能喝的、能赏心悦目的文化。中国的餐饮文化你不说它伟大它也伟大。去年，我去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访问，见仅斯德哥尔摩市内就有中国餐厅２４０多家，走几步就一家。我对马悦然先生与罗多弼先生说：“应该说中国有五大发明，第五大发明就是中国饮食文化。而且，我们的饮食文化产业在全球的共享不亚于电子产业。”产业保护是一种消费型的物化保护，让人们寓保护、传承于享受当中，可以让文化变成活生生的、很亲近的具像文化。

来中国文联之前，我一直在中国社科院工作，每年出两本书。出一本书，稿费不断被下压，恨不得不给。最后，你自己还得从有限的稿费里买几百本送人。但是，客气一点的人翻一翻目录，不客气的人左手接、右手扔进垃圾桶。在我们这个只写书不读书的年代，学者是很悲哀的，要仅靠学术保护保存文化、传承文化是何等的艰难！因此，除了一大批有志者继续做深奥的学术研究之外，应该有产业界参与到我们的保护队伍里边来。有了民间文化产业，我们就有力量进行自救，也可以为学术保护、教育保护、生产生活生命保护等提供经济力量。

第六种叫学术保护。学术保护的主体是学者。学者可以上知五千年、下知五千年。学术保护是一种理性的保护。它讲规律，它讲特点，它讲科学的方法。我国有悠久的学术保护传统，从甲骨残片开始，我们主要是靠学术保护传承了我们很多文化的。《诗经》是这样，《山海经》、《乐府》、《南北朝民歌》、一直到《粤风》等都是靠学者进行保护的。所以，学术的保护要永远放在重中之重，但学者要与生产者、官员、企业家、教育者、媒体的传播者团结在一起，筑成我们民间文化保护的长城，彻底改变那种视学者为文化保护惟一主体、视文化机构、文化部门为文化保护惟一依托的观念，改而以学者、学术机构为核心，全民族参与保护我们的优秀民间文化。只有学术范围扩大、学术主体扩大，我们的保护力度才能加大。另外，学术保护的广度与深度都要拓展，不能满足于现状。

同志们，现在已经到了全民族、各阶层共同保护我们优秀民间文化的时候了，这不是危言耸听！上个礼拜在中央音乐学院做报告，有个女孩对我说：“白老师，听了你的报告，好像要发生一场世界大战。战火味儿很浓啊！”我说：“我这个不叫战争。美国人倒是把它当作一场战争，他们就说２０世纪靠文化战胜了全世界嘛！如果你认为我说的是战争，那也只是一场有限的保卫战，而不是进攻战，更不是侵略战争！我讲的只是怎么把中国现有的文化资源保存起来。这并不意味着对别的国家挑战，也不意味着对别的民族输出文化。”

谈到这里，我要讲的民间文化保护主体也就昭然若揭了。他们是学者、官员、教员、普通国民、传媒工作者、法官、文艺工作者、实业家构成的联合体。

各位领导、各位学者，如果通过这次萨满学术研讨会，我们长春地区、我们东北地区的民族民间文化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那就算我们长春市委、市政府、市委宣传部和文联没有白为它承担很多政治的、学术的风险。我希望我们长春不仅是一个汽车城、电影城，而且还成为一个文化城。我为能参加今天上午的发布会而感到振奋。有那么多的领导、那么多的学者、专家的支持，我想我们会把萨满文化研讨会开好。中国文化只有中国人能办好，中国文化必须由中国人办好！对我们的民间文化，我们不爱谁爱？我们不保护谁保护？我知道现在东北人民日子不太好过，要拿几十万元来开一个国际萨满文化学术会议是在为国家承担一份责任，也是在为满族人民、为中华民族承担一份责任。作为一个国际萨满学界的学人、一个票友，我再次对各位老师、各位领导，对勤劳智慧的长春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

（李刚根据录音整理）　　

本文原刊于《民间文化论坛》２００４年第４期，注释请参见纸媒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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