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大川]“鸟居龙藏特展”罪言-中国民俗文化网

[孙大川]“鸟居龙藏特展”罪言

一

作为学者、人类学家的鸟居龙藏，我当然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来评论他。但是，身为原住民，面对像鸟居博士这样的大人类学者，我们的情感往往是复杂且矛盾的。

博士死的那一年（1953年），我正好出生；他第一次来台调查的时间（1896年7月至1897年2月），也正是我曾祖父、母辈活跃在台东卑南各部落的时期。曾祖母tukap在我母亲21岁时过世，享年90多岁。母亲今年80岁，据她的追述，她对卑南族许许多多的部落记忆，大部份来自于曾祖母。母亲是遗腹女，12岁又丧母，她的童年和少女时代想必和曾祖母有着非常深厚、密切的祖孙情感。就由于这样的情感，至少在我们的家族里，她们祖孙两代无意间竟默默地存续了将近两百年卑南族历史的片段，而这些片段正是我的族群意识和历史经验的起点。

我当然无法推断鸟居博士察访卑南各部落时，有没有和我的曾祖父、母们见面；而我之所以不惮其烦地夹杂我的家族史来谈论鸟居博士，也不是要藉此攀龙附凤、自抬身价。其实，对于像我们这样没有文字来记录自己历史的族群来说，家族的记忆和早期人类学者的研究，乃是我们自我认识或捕捉祖先面貌的狭窄管道。通过他们，我们多少可以拼凑出自己简陋的族群历史。

这便是我们对人类学者产生的第一种情感。记得多年以前，我曾尝试和母亲、舅父以及邻村多位长老，逐一查对日据时代日本人类学者的旧照片与研究报告，从他们搜索、惊讶的眼神中，我发现他们的记忆在联结。那些点点滴滴的记忆串连，逐渐构成一种具有稳定、“知识”意味的历史网络。“图片”和“文字”的见证使他们的“闻见”和模糊的“记忆”，一转而成为一种“历史知识”的建构。我得承认，我和老人家们一样，有一段时间，对人类学者们投射过来的历史光明欣喜莫名，彷佛在刹那间掌握到了自己绵延无尽的民族生命。鸟居博士对自己的人类学工作所可能点燃的历史光芒，似乎亦颇为自信，他在1898年完成第三回台湾人类学探险之后，总结三次调查的成果，充满自信地说：

我前后三次调查的结果，方得明了汉人所谓的“后山之生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台湾的番界，尤其是东部番界，其艰险一如其所得名之为Darkest Formosa；但，我得幸免于许多大难，而费了大量的金钱，能够到台三次：因而得投一点光明于台湾东部以及红头屿这种黑暗地域。[1]

经过调查、分析、比较之后，台湾“土著”终于能够“命名”、[2]“分类”成为可以把握的认识对象。知识的照明，果然有它神圣、庄严的一面；不但要花费庞大的物力、时间，甚至要有坚强的意志、胆识，跨越种种生命的威胁！

二

然而这种莫名的欣喜，并没有让我们持续太久。因为查对工作接下来的发展，很快地让我们陷入两种尴尬的情境当中。

首先，问题发生在我母亲身上。她似乎越来越无法进入人类学的“术语”和描述框架，譬如说卑南族是“母系社会”，对“年龄阶级”的种种解释，或有关卑南语的语法结构等之分析；对她而言，卑南族的一切都是“活”出来的，要将其转换成一种知识体系或“文字”存在，似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起初，她大致还勉强容忍我借人类学者的调查资料对她的引导、照明甚至纠正；但是，富我们再深入一步，她就明显地开始焦躁起来。人类学家的思维、分类、解释，显然和她的卑南族经验有着非常大的距离。这种尴尬，常引起我们彼此间的不安和情绪的波动。

另外一种情况，则发生在我的舅父们及几位长老身上。他们从查对的工作中，累积了不少对卑南族的知识，并由此逐渐建立起自己一套解释系统。由于他们当中有不少人熟悉日语并且是部落的意见领袖，因而亦常常是当时或往后历代人类学者田野工作的主要报导人。有时他们相安无事，有时却因不同的观点而争得面红耳赤；更有人试图树立权威，完成版本的标准化工作，有“本质论”或“基要主义”的倾向。无论如何，他们整编、附丽、搭建起来的历史知识，其实有许多可能是他们和人类学者循环相生、想像建构的结果。因此，人类学者们的研究态度，如果是蜻蜓点水式的，那么我敢断定：后代许多人类学家的复杂分析，其实是建基在已经被前一代人类学者清理或破坏过的“田野”上。在这种情况之下，人类学者所投射的“光明”，是为满足个人想像的“学术地位”，或真地能带引大家与原住民做真实的相遇，便值得认真考虑了。

这种矛盾、尴尬的情感，便形成了我们面对人类学家时的另一种心情。

根据鸟居博士的年表，他于1896年7月15日离开东京第一次来台从事调查工作，主要的调查区域是台湾东部各部落，包括他所谓的“有黥番”、“高山番”、“阿眉番”、“卑南番”、“知本番”、“平埔番”、“加礼宛番”等；而于翌年（1897年）2月离台。第二次来台调查时间是1897年10月7日至12月底，除调查并发掘新近发现的圆山贝塚以及其附近的史前遗址外，博士这次的“探险”工作，主要是落在太平洋孤岛——兰屿岛——的人类学调查上，后来并完成了他著名的学术调查报告。1898年9月初，他开始以台湾东南部排湾族各部落为主，进行调查，同年12月15日返回日本东京，是乃第三次来台。最后一次是1900年1月初至9月25日，博士地毯式地调查了台湾西部山地以及平地，由南向北，一无遗漏，甚至还到过澎湖。这之后，他宣称：“这次调查一完，则我所计划的台湾番族的人类学调查，便告结束了。”[3]果然，从那以后鸟居博士便不再到台湾来，他开始转到中国大陆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继续他的人类学“学术”探险之行程。

我无意轻薄鸟居博士的学术诚心与成就，但是如果大家仔细计算一下他四次来台调查的时间，再考虑一下当时台湾地区尤其是东部和山地地区的交通状况，我们实在无法接受他竟能将自己的台湾“番族”人类学调查工作就这样“宣告结束”；因为从一个原住民的立场来看，这只是一种博物学式对动、植物的分类研究，而不是对待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文化的态度。

三

或许这样的批评对鸟居博士或对后来许多从事人类学学术研究的学者是一种苛评，但是对我们这些活生生的原住民后裔来说，它却是一个真实的心情和情绪。因为我们明确地知道，从我们的曾祖父母辈之前或之后历代口耳相传的民族记忆，绝不是什么黑暗的世界，也不必被纳入什么分类系统，才得以存在！

甲午过后将近一百年的台湾人类学研究，是不是已摆脱了“照明”的心态？人类学者们是否已经找到了在其个人远大的学术志向与了解并共担原住民命运之间的平衡点？这当然不可能是一个所谓纯学术的问题，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不相信一个相关于人的学问可以是纯学术的。

用这样的方式来纪念鸟居博士，是作为一个原住民所可能选择的最真诚的方式。我们期待受其感召的后学者，能进一步将其对学术的承诺转化成对原住民本身的承诺，让我们彼此的探访不只是三次、四次，而是纠缠到底。……

本文原载于顺益台湾原住民博物馆编印：《跨越世纪的影像——鸟居龙藏眼中的台湾原住民》，53－55页，1994年9月初版一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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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自宋文薰：《鸟居龙藏与台湾》，《台湾风物》第2卷第2期，7页，民国41年2月l日。

[2] 　日本学者对台湾原住民族的“识别”与“命名”工作不遗馀力，兰屿的“雅美族”即鸟居博士定名的。

[3] 　引自宋文薰：《鸟居龙藏与台湾》，《台湾风物》第2卷第2期，8页，民国41年2月l日。

文章来源：邓启耀的博客2007年10月3日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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