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区域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受到多重力量的制衡,官方的权力资本、学者的知识资本、投资商的资金优势、地方文化传人拥有的地方文化知识以及现代传媒的普及,都在民族文化保护和文化资源开发过程中发挥各自的作用,相互之间需要本着理性精神的调节,才能促进民族文化的有效保护和合理开发。
[关键词] 多重力量;民族文化;保护;开发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8-72(2005)01-0059-07
一、引论
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之下,区域民族文化面临着被遮蔽的生存危机,人们前所未有地意识到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关涉到文化的自主性生存以及民族国家自立于国际舞台的文化根基。因此,回观并反思自身文化的衍生历程与未来发展,成为影响广泛的社会思潮,民族文化资源的普查、保护、开发与利用,渐渐成为中国官方、学术界、商界以及地方文化人士关注的焦点。这是人类历史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知识界对新的一轮外国文化的传播效应和中国文化的自主性演化进行前瞻性思考的逻辑结果,其文化史意义如同汉代的佛学北传、明清的西学东渐、“五四”前后的“新学”与“旧学”、“传统”与“现代”之争,将对重新构建中国文化的结构产生深远影响。有所不同的是历史上任何一场中外文化交融都没有像今天这样借助官、商力量以及现代传媒的影响而渗透到村落、社区、民间文化的每个角落和各个侧面,全国各地具有一定程度保护与开发价值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都面临失落的危机或者更新的机遇,都免不了受到本地人和外来者的审视。各种力量基于各自的立场和思维方式,提出民族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的不同思路,在相互制衡中对民族民间文化本身的衍生和转化发生各自的作用。
二、地方官员与文人学者的历史使命
官员是民族文化保护政策的制订者和实施者,文人学者则具体负责实施社会文化资源及其传承现状的实地调查。早在20世纪90年代,广西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问题,已经引起各级党政部门的重视。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和区文化厅组织了区域文化系列调查与研究,广西区党委宣传部原部长潘琦积极倡导并组织了广西区域文化的摸底调查、那坡县黑衣壮文化品牌的营造、刘三姐生态保护区的建设。广西区文化厅容小宁厅长亲自驱车参加红水河文化艺术的调查,走进农家,访问民间艺人,激发了民众珍惜民族文化的信心。自治区领导的身体力行为各县乡的领导作出了表率,澄清了部分领导对民族民间文化的模糊认识,为民族文化的传承提供了合理性、合法性和正当性,避免了民族民间文化被简单地作为“封建遗留”而任其自生自灭。现在,广西三江、龙胜、靖西、凌云、南丹等县党政部门也都采取各种措施,保护当地的文化遗产。①
文人学者在民族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将学术研究同社会发展相结合也成为许多学者施展才学的新天地,本土知识分子对区域文化的失落更是有切肤之痛,因而萌生文化重建的意志:
本土知识分子极小的核心部分接触发达国家的文化,在经历合法性危机之后,他们激动起来,希望重新发现自己共同体的族裔过去,开始意识到该历史的范围或历史知识的不足,开始与其他共同体已知的传统、神话和共同的记忆进行比较。我们可以把这称做重新起用历史的第一阶段。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和作家试图重新发现共同体的过去,试图把一代代慢慢传递下来的各种集体记忆、神话和传统,阐发、整理、系统化并合理化为一部前后一贯的族裔历史。(安东尼·D·史密斯,2002∶74)
当然,官员和文人学者的民族意识强弱程度各不相同,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的紧迫意识也大不一样。广西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等领域的学者,始终参与了广西歌咏文化、黑衣壮民俗、田阳敢壮山文化圣地、宜州刘三姐歌圩、红水河铜鼓文化艺术等民间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开发思路。历史使命意识驱动着他们不辞劳苦走村串户发掘民间文化资源,学者的理智和良知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部分地方官员和开发商的急功近利的做法。但是,民族文化资源保护和开发的许多实例说明,文人的意志在文化资源开发的前期阶段得到很大程度的体现,一旦进入具体的操作层面,往往被官员以及商家的意愿所取代。
广西田阳县敢壮山本来只是广西的著名歌圩之一,因为文人的民族情怀、新闻界的宣传效应、官员的政绩诉求以及商家利益驱动的合力作用,一度被炒作得沸沸扬扬,民族文化资源的理性保护与盲目开发在广西田阳展开全方位的较量。大多数学者认为,布洛陀不仅是壮族的人文始祖,也是壮族的创世神、宗教神、智慧神、道德神,敢壮山以及周边地区是布洛陀文化和布洛陀口传史诗传承的核心区域。(覃乃昌,2004)学者们希望保护好以布洛陀神话史诗为核心的民族文化,探讨布洛陀文化如何在新时代存在和发展,主张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然而,这些设想对于当地政府和投资商而言,显得过于理想化,不切实际,没有轰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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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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