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耗工繁具”、“百髹为胎”，这几个词经常被用来形容雕漆的复杂工艺。一件雕漆品在刷上15毫米厚的漆之后才能进行雕刻，1毫米厚的漆要刷17遍，每一遍漆都只能在室内自然阴干。整个雕漆过程有制胎、烧蓝、作底、着漆、雕刻、磨光等十几道工序，“雕”是最难的一道，雕工运刀必须一刀到位，不能重刀，否则就是败笔。

      光绪以后，据说全世界只有北京还在生产雕漆，光绪二十七年（1901）出现的“继古斋”是第一个民间的商品雕漆制造作坊。一般的说法是，当时漆彩艺人萧兴达、李茂隆等从清宫的破损雕漆品修旧开始揽活，在剪子巷创办“继古斋雕漆商会”，北京的民间雕漆重新兴起。

      “继古斋的发起人之一萧兴达不是艺人，他是清朝的一个外交文官。前几年，他的曾孙女还和我联系过。”文乾刚说，“作为行内人来推断，继古斋从修旧开始就能重新制造，这个台阶上得太大了。李茂隆原来是漆作高手，我觉得在他之前，北方的漆作里肯定有剔红传下来，不会完全在苏州制造，否则哪能一下子就到这个程度。”

      1915年，继古斋艺人吴瀛轩制作的“剔红·群仙祝寿图五尺屏风”获巴拿马博览会金奖。后来，继古斋的门徒们又开办了“德成”、“明古斋”、“苏记 ”等雕漆作坊，1920到1934年间，集中在崇文门、前门及朝阳门一带的雕漆作坊有几十家，从业者达500多人。解放后，散在民间的继古斋雕漆传人40 多人被集中起来组建了北京雕漆生产合作社。按照辈分，文乾刚和曾朝万、徐文生、满建民等一起被划为继古斋的第4代传人，他们都是40年代出生的人。

      雕漆是过去宫廷血统的延续，在那个因陋就简的计划经济时代，北京雕漆厂的产品只是明清传统工艺的极度简化品，那时候，厂长的任务就是多创汇，简单点、卖得便宜点就能多卖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北京雕漆厂的工人超过600人，到今天，仍以雕漆工艺谋生的艺人大概不会超过20人，真正能把这门技艺传承下去的大概不会超过三四人。

      由明清时代的宫廷奢侈品，到解放后出口创汇的第三产业，高贵的剔红到今天容易引起的联想也许会是旅游纪念品商店里那些粗糙廉价的玩意儿。这些随处可见的“剔红”绝大部分是盗用雕漆厂的原件、用硅橡胶和树脂翻模浇铸的假货。如果对真正的雕漆一点不了解，可能很难鉴别。

      文乾刚的工作室总共有18个人，雕漆品做得很少、很精，卖较高的价格。他觉得作坊的特点就是它的带头人是主要干活的人，这样才有生命力，到什么时候也该这样。他说，“我所坚守的那点价值就是手工艺技术，雕漆作品一旦缺少了人工作业的纹饰，它的精和魂也就不在了”。过去，工匠们一点点地学到手艺，再一点点用手传递下去，这也是人情的温暖和无法割舍的感情。

      在福州，沈绍安“兰记”、“德记”漆器店的基础上成立的第一脱胎漆器厂和第二脱胎漆器厂早已停产，同时，100多家小型作坊在民间逐渐兴起。沈绍安第6代孙沈德铭的独子沈元改业从事空气动力学研究，从此结束了家族工艺的传承历史。沈德铭的关门弟子王维蕴也已经去世了，据他的孙子王添恩说，王维蕴临终时曾留下来几句话:“我没有万贯家财，留给你们的这门手艺就是我们的传家宝，将来无论怎样都要记着，饿死也不要作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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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三联生活周刊》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