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留青，有徐、白两派，徐门写意，白门写实。白士风能被尊为当代留青竹刻大师，确立白氏门派，大约在上世纪70年代末。他花3年时间刻成竹简《孙子兵法》，全套共13篇6000多字，放在地上排开约9平方米，在竹刻史上堪称精工巨制。新加坡藏家以3 万元从常州工艺美术研究所买走这件作品，几年后台湾地区藏家又以60万元收藏，在那个年代真是天价。

      天下留青看徐、白

      笔筒、臂搁这类竹刻器，在古玩行属杂项，所谓“竹、木、牙、角”器。虽然近两年在拍卖市场价格也涨了起来，和书画、陶瓷等相比，从前却是不值钱的，多半是文人收藏了当案前清玩。常州在历史上本也算不上江南竹刻中心，嘉定竹刻和金陵竹刻才是从明万历年起就有盛名，可惜它们在清末开始衰落，百年里几乎没再出现可撑起一门一派的大匠。吕舜祥在《嘉定的竹刻》一文中写到它传承微弱的原因，正是盛极而衰:刻件全成商品，竹人变为竹贾，除少数人在家制作外，大多数公开设肆营业。设肆营业，只知赚钱，诸凡随便，不求精工，致技术有退无进。

      反倒是常州，传承了明代高手张希黄的留青竹刻一脉，近几十年能被海内外公认为开宗立派的竹刻大家都出在这地方。竹刻鉴赏家王世襄在专著《竹刻》中列举当代留青竹刻五杰，常州占了4位:白士风、徐素白、徐秉方、范遥青。20世纪中期徐素白客居上海，和江寒汀、唐云、程十发等画家相交很深，他的竹刻画稿多半来自这些名家。明清留青竹刻家雕刻中国画稿，一般只有两三个层次，到徐素白，被人推崇的是能以留青的厚薄来体现中国水墨的浓淡层次，所以成了留青写意一代宗师。

      白士风比徐素白小十几岁，一辈子居常州，在刀刻技法上达到了最高境界，把留青传统的精工完整承袭下来，成为写实一派宗师。和徐家比，白门传人都没有离开过常州本土，甚至足迹不出乡里，带着浓厚的民间色彩。“徐素白在上海客居，受海派文化影响更深，海派的特点就是把文人气和市民趣味融合。白士风不出乡里，专心享受手下刻工，到他那种境界，技艺本身产生美感，极致的匠气反而是好了。”常州市戚区人大办公室的承公侠如此评价。80年代中期他在《常州日报》当记者时开始关注留青竹刻，和两派传人都有深交。

      留青竹刻史

      日本正仓院藏有一把中国唐代竹制尺八，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留青刻件，仍然完好无损。到明代，留青竹刻逐渐从附属于实用工艺的范围里分离，和文人画稿结合，成为独立的雕刻艺术。艺人的刀刻技法也因此变得丰富，据说一件精工的留青臂搁刻完，竹块要在刻者手中转上几万圈。在竹刻门类中，留青竹刻和中国书画关系最密切，文人和名匠唱和的可能性使得留青竹刻有雅名。浮雕外形，浅刻刀痕，竹皮、竹肌层次丰富，加上书画笔墨和格局，好的留青作品可以像名人书画一样供收藏者反复把玩欣赏。

      一门民间手工技艺的发展传承，不能少了名匠，还必须有一两个真正喜爱这门技艺的文人或藏家全心参与。对于常州留青竹刻，鉴赏家王世襄和香港地区竹刻收藏家叶义是重要的两个人。叶义医生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搜集有意趣的竹雕，大部分是笔筒和香筒。80年代初，叶义还专程到常州寻访留青竹刻艺人和作品。1978年他的藏品已经很丰富，在香港艺术馆举办了一个大型展览，展出211件精品。随后他和当时担任香港艺术馆馆长的谭志成合著《中国竹刻艺术》，这上、下两册书至今还是研究中国竹刻的权威资料。王世襄也是一心要传承中国竹刻艺术，和很多民间刻竹高手都保持书信往来，对白士风尤其推崇。白士风的儿子白坚仁回忆，王世襄和他父亲有一段时间通信频繁，每回谈的都是授徒和出书两个话题。他拿出一封1977年6月24日王世襄的来信，居然长达5页，信中写道:“您的水平确实很高，当代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了。近80年刻留青的，不能算少，但运用多留少留青筠以生阴阳浓淡晕褪变化的实极少，尤其可贵的是两人打破臂搁、扇骨等框框，可以说先得我心。……可能由于我的偏见，可能因于我厚古薄今，我总觉得严格说来，清中期以后竹刻退化了，许多刻法没有人搞了。…… 我一再强调要回复古代技法，现在看来不要说已失传的刀法难以发掘，就是当代老艺人的本领也难有传人。”1985年王世襄撰写的《竹刻艺术》再版，他将自己评论白士风作品的《老树绽新花》文章原稿随信寄去，请白士风本人修改补充，白士风也真的用红笔工整添加了一些词句，交往间并没有什么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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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三联生活周刊》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