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房四宝”和读写方法

　　女书字形有其独特的女性美，古朴清秀，柔中有刚，飘逸中透出风骨。这种风格、韵味体现了女性的智慧才能和不屈不挠的性格。这与女红图案有密切关系。

　　当地有个传说。古时候，唐朝或者宋代，荆田村胡家出了位皇帝娘娘，叫胡玉秀。因她才貌出众，被选入宫中作皇妃，但却受到冷遇，万般清苦，便创造了女书字给家人写信。她把这种字写在手帕上，托人带回家乡，并告诉亲人看信的秘诀：第一要斜着看，第二按土话读音去理解意思。这个故事传达了几个重要信息：除了女人用来诉苦之外，女书的阅读方式一是“斜着看”，即把斜体还原为正可识；二是“按土话读音”，即女书是记录当地土话的。

　　女书载体形式即“文房四宝”的“纸”，有纸质布面手抄本、纸片、扇面、布帕、花带等。女书的经典文本是自制的布面册本“三朝书”，款式似中国传统线装书，是姑娘出嫁后第三天最珍贵的礼物，将伴随主人一生，还用来夹女红花样丝线等，去世时放进棺材或烧掉，到阴间继续享用。三朝书是妇女们亲手做的手写本，有一致的装潢、缝制的方法。整个封面美观、大方、坚固、厚实，便于经常翻阅、保存，便于携带、使用。纸书常常是红纸。扇子也是妇女喜爱的女书式样，无论写或读，即展即合，文雅，方便。帕书是把女书绣在手帕上。所以也称读女书为“读纸、读扇、读帕”。带子花是绣在花带上的女书歌、吉利话，并且用花带拼成“八宝被”。女书的笔原来是用竹篾或“棍子笔”。女书的墨原来是“锅底灰”。后来逐渐用毛笔、用墨，甚至“与时俱进”，用圆珠笔、签字笔。女书老人说，男人写男字在桌子上写，女人写女书是在膝盖上写，可以一边做饭，一边写。女书主人用简单朴素的语言把女书产生的社会原因讲得很清楚。这里妇女有唱歌堂的习惯，常常聚在一起，一边做女红，一边唱读、传授女书，形成一种别具特色的女书文化。

　　尤其令人惊喜的是，1993年在南京发现了一枚太平天国铜币，上面竟有女书字“天下妇女，姐妹一家”！史料记载，当年太平天国曾在道县江永一带扩军数万。很可能就有懂女书的“女兵”也跟着“女营”打到南京，成了高位“女官”。(详见新编《江永县志》及2000年3月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女书是对男尊女卑的旧制度的文化抗争，从山沟写到京城，从纸书、扇书、帕书写到太平天国的铜币上，虽然只是彗星一闪，却蕴含一种质的升华。

　　不是“闺中密语”而是公开信

　　女书不同于官方的、宗教的文字，也不同于青楼思春、弃妇哀怨之作；它就是普通农妇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民间文字，是记载民歌的文本形式。女书是阳光文字，女书文化是阳光文化。公开唱读女书，特别是婚礼贺三朝，就是宣读公开信。

　　女书作品一般为七言诗体唱本。内容非常丰富，女书文学以苦情为核心，从内到外、从小到大是三个同心圆，即女书作品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原生型、次生型、再生型。

　　1.原生型：寡妇诉苦、姊妹结交等。这类作品代表女书本体自身文化。

　　2.次生型：哭嫁、叙事、儿歌、民谣、祭祀等。这类作品属于区域共享文化。

　　3.再生型：翻译转写汉字作品，如《祝英台》《孟姜女》《卖花女》以及唐诗等，是一种再创作。这是主流文化移植。

　　坐歌堂、女红、婚礼贺三朝书等说明，女书具有习俗功能、礼仪功能。礼仪是社会价值观的规范化、程式化、制度化。这种礼俗化的凝固，使女书文化由女性的需要成为全社区的必要。这十分重要，说明在当地女书的价值受到全社会肯定。礼俗功能是女书传承动力之一。

　　农事歌、儿歌等说明，作为母亲文化，女书具有教化功能、传授功能。底层劳动人民的社会历史知识、生产生活技能以及道德培养，只能通过长辈的口耳相传、自己的体验以及民间文艺的欣赏来获取。女书作品内容的丰富，不仅使妇女的聪明才智得以升华、陶冶。同时，也传承了知识、伦理。女书有德育、美育、智育功效。

　　同时正是因为有了文字，口头文学成为书面文学。提高了生活质量和娱乐欣赏的情趣。“写出女文传四方”，女书老人十分坦然地道出自己的创作动机。她们不愿无声无息地被社会吞没。女书作为一种特殊的女性文学，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物化形式，记录下女人的命运与抗争，蕴藏着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存储了姊妹的情意和慰藉。

　　女书不是秘密符号，记载的不是什么“闺中密语”。迄今我们所看到的女书作品中没有谈情说爱的内容，没有一首情歌。并不是传女不传男，据乡中心校老校长唐功伟调查，百年间，曾有几个不识字的男人向妻子学会女书。女书的主人，只是要做“君子女”，用争得的话语权，构建一个平等、自由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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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2009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