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书是流传在中国湖南省江永县潇水流域的农家女专用文字，主要用于诉苦。女书字符为斜体，呈“多”字形，是方块汉字的一种变异形态。这是一种音符字音节表音文字，每个人基本用字有五百个左右，可以完整地记录当地汉语方言土话。

　　这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套系统的女性专用文字。女书的出现，是对畸形文明的无奈和补充？还是对社会进入文明的讽刺、挑战？不管怎样，它都是中国劳动妇女的创举，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它不是秘密符号，记载的不是“闺中密语”。迄今我们所看到的女书作品中没有谈情说爱的内容，没有一首情歌。女书的主人，只是要做“君子女”，用争得的话语权构建一个平等、自由的精神家园，她们不愿无声无息地被社会吞没。 

　　女书是目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女性系统文字。2004年9月20日中午，宣统元年(1909年)出生的阳焕宜去世，这最后一位经历女书文化全过程的百岁老人给女书画上了一个句号，标志着原生态女书历史的结束。

　　原来濒临灭亡的女书真的要失传了吗？

　　令人欣慰的是，女书非但没有失传，相反越来越多人开始学习女书，女书获得了重生。对这种女书新的“繁荣”，我们欣喜而又担心地称之为“后女书时代”。后女书时代面临的问题不是失传，而是失真。这关系到这项文化遗产能否科学加以保护、真实地加以传承，使之为全人类共享。

　　上个世纪50年代中叶湖南博物馆的李正光在周硕沂的帮助下到江永调查，撰写论文，女书进入国家有关学术部门(《中国语文》、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的视野。自50年代末开始，《永明(江永)解放十年志》、《江永文物志》等地方志多次予以记载。80年代重新被学术界所关注后，女书资料流失十分严重，有的转卖给境外。最后一代女书老人，高银仙、义年华去世。女书濒危。值得庆幸的是上个世纪末一些女书原件被国家博物馆、国家图书馆珍藏。

　　笔者曾于1990年寻访到最后女书老人阳焕宜，1994年寻访到最后的自然女书传承人何艳新(1940年出生，10岁至12岁和外婆学习女书)。最后守望女书的老人使我们还来得及对女书抢救、整理、解读，正本清源。阳焕宜老人看到她《百岁女书老人作品集》出版，欣然仙去。在何艳新的帮助下，几届清华学子付出无数寒暑节假日完成《中国女书合集》(中华书局2005年版)给世人留下一份真实的文化遗产。

　　令人欣慰的是2002年以来，当地政府开始重视女书，特别是近些年来，采取一系列抢救保护女书的措施，如阳焕宜老人晚年得到当地民政部门的关照，支持开办女书学校，开放旅游，开展女书普查，命名“女书传承人”等。

　　但是女书有时被炒“歪”了，被炒“过”了，甚至被假造(假字、假书、假地、假说)。似乎女书是阴森森的诡秘文字、秘密符号，记录的是“闺中密语”，这样的理解就是误区之一。

　　传承文化遗产基于科学抢救整理。科学就是尊重原生态，厘清本来面目，呈现原汁原味文化，保护文化原产地。

　　方块汉字的变体

　　文字的产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但是文字似乎与生俱来，从诞生那天起，就成了男人社会里男人的专权专利。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

　　“旧社会的妇女更是处在被压迫、被剥削、被歧视者的最下层。她们在神权、君权、族权、夫权的四重压迫下，过着奴隶般的生活。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学习呢？她们几乎统统是文盲，连起一个名字的权利都被剥夺，但是她们也是人，并不是牲畜。她们有思想，有感情，能知觉，善辨识。她们也想把这些感情表露出来，把自己的痛苦倾吐出来；但又苦于没有文字的工具，于是就运用自己独特的才识，自己创造文字。宛如一棵被压在大石头下的根苗，曲曲折折，艰苦努力，终于爬了出来，见到了天光，见到了太阳。试想这是多么坚韧不拔的精神，多么伟大的毅力，能不让人们，特别是我们男子汉们敬佩到五体投地吗？这难道不能够惊天地泣鬼神吗？”(《中国女书集成序》)

　　女书是流传在中国湖南省江永县潇水流域的农家女专用文字，主要用于诉苦。女书字符为斜体，呈“多”字形，是方块汉字的一种变异形态。女书是一种音符字音节表音文字。每个人基本用字有五百个左右，可以完整地记录当地汉语方言土话。这是女书的科学定义。

　　女书是记录当地汉语土话的表音文字。一个字符标记一组同音、近音词。每个人基本用字有500个左右(包括异体字)，可以完整地记录当地汉语土话。女书是一种音符字单音节表音文字。以少记多正是女书特点。

　　单拿一个女书字，女书老人也不知什么意思。她们采取出声吟诵的阅读手段直接将书面符号还原为有声语言，上下文串通意思来区别同音词，即只有在具体语言环境中才能确定一个女书字体所标记的音节表示什么意思。

　　当地土话比较复杂，但是女书有特定的读书音——城关音。这是当地的雅言、普通话。这说明女书的主人创造并享有一种自觉高雅的文化生活。

　　女书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套系统的女性专用文字。只在女性中使用。在当地“一语二文”，男人用男字(方块汉字)，女人用女字。

　　女书是一种生活方式，女书、女歌、女红、女友构成了女书文化。而且是一种阳光文化。主观上女书并不是秘密文字；恰恰相反，女书的主人大大方方“拿笔修书传四边”，向全世界宣读她们的心声。

　　女性专用文字的出现，是对畸形文明的无奈和补充？还是对社会进入文明的讽刺、挑战？不管怎样，女书是中国劳动妇女的伟大创举，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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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2009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