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锡诚]民俗与国情备忘录-中国民俗文化网

[刘锡诚]民俗与国情备忘录

文化整合与民俗文化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民族，这一立论始于20世纪80年代，现已被全民族（当然也包括人文学术界）所认同。这个“多元一体”论，既包括在文化起源上的多元（从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的一元，到近20年考古发掘证实了的长江文明、辽河文明、滇藏高原的文明等多元；从南方的采集文化和农耕文化，到北方的狩猎文化和游牧文化），也含有共时意义上的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的多元。这是反观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情的第一出发点。离开了这一基点，就肯定会误入歧途。但遗憾的是，“中华文化是多元的”这一观念，却始终不被传统的国学研究或文化研究所认同。那些鼎鼎大名的新儒学家、新国学家们，从不承认中华文化是多元的。与他们相反，新兴的文化学或曰文化人类学，则把新国学新儒学不予承认的生长和传布于下层民众中的下层文化（民俗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与新国学新儒学形成鲜明对照。

　　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文化和儒家的文化观发起了凌厉的攻势，大声疾呼地提倡对民间文化的关注。但没有过多少时间，新儒学改头换面兴起，从20年代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到40年代冯友兰的“贞元六书”，从牟宗三的道德 “自我坎陷”，到唐君毅的《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等等，一直到大陆近年兴起的新儒学热，他们无非还是在认同吸收西方进步文化的同时，提倡把儒家学说和思想奉为治国教民的圭臬，并扩而大之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儒家的学说无疑是有几千年发展史的中国文化的一笔重大的遗产，对塑造中国人的独特性格起了重要作用，是东方文化中的一支奇芭，但也要看到，儒家的思想、儒家的学说并没有能够把下层群体和少数民族群体纳入自己的影响之下，即或有些影响，也很难谈到很大。这就是说，以民俗文化为表征的下层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基本上不属于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文化，也就是说，中华文化至少是由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两个部分构成的，而下层文化或民俗文化又有自己独立的、不同于儒家思想范畴的文化精神。且不说其文化精神及其体系，仅就其信仰的群体来讲，下层文化的受众数量，不知比上层文化的受众数大多少倍。因此，以儒家的文化精神来囊括和代替下层（民俗）文化精神，从而代表中华文化精神，显然是有失全面的，甚至是误谬的。

　　这就提出了一个中国文化整合的问题。文化整合的势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提出来的，但五四运动过了不久，从20世纪初起，新儒学家们就浮出水面，扭转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既定的文化方向，重新回到儒家的巢臼，把中国文化的整合任务无限期地推迟了。一推就是一个世纪，无奈，21世纪开始，又再重提文化整合的旧事。所谓文化整合，一方面是要对长期被埋没于草野之中不登大雅之堂的下层文化（民俗文化）进行大规模的搜集和保护，另一方面，要进行中国文化精神的整合，即重新认识和重新定位儒家文化精神和民俗文化精神，并在当今全球化的新形势下，为中国文化的继承、发展、吸收、更新制定新的策略。

　　中国文化的精神是什么？这是近代以来诸多思想家们思考和探索的一个大问题，也是中国每到转型期就显得突出起来的一个重大问题。新儒学家的回答，也是并不一致的。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精神是“调和持中”。主要表现在孔子的任直觉、不认定、不计较利害、顺随自然的生活态度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的主张，曾引起过许许多多的褒贬。尽管遭遇种种批评，梁的观点在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汤一介说：“儒学的‘太和’观念，亦即‘普遍和谐’的观念，它包含了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即社会生活的和谐）以及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等四个方面。这一‘普遍和谐’的观念为解决当今世界人类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提供了智慧。” 中国大陆近年的新儒学学者们提出的“普遍和谐”或“和合精神”理论，与梁漱溟当年提出和坚持的“调和持中”，即使没有直接联系，也并没有什么原则的区别。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大批学者唱合一种新的理念：“和合”。张立文提出：“和合是中国文化的首要价值，亦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中国文化生命的最完善的体现形式。”他解释说：“所谓和合，是指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元素、要素的互相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过程中各元素的优质成分和合为新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宇宙间一切现象都蕴涵着和合，一切思维都浸润着和合。在和合的视野中，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都是和合，乃至存有的追根问底，亦是和合。存有就是和合论，即是对和合经验的反思、梳理和描述。” 最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由邵汉明主编的《中国文化精神》一书，将中国文化精神概括为7个方面：以人为宇宙中心的人本精神、“天人合一”的和谐意识、以“德行”为人生准则的道德意识、追求“天下有道”的理想主义、“力行为重”的实践品格、“圣人并包天地”的宽容品格、“万物一体”的整体思维。这些梳理和归纳，其实并没有超出儒家的思想套路。对于新儒家的努力，年轻学者方朝晖指出：“20世纪中国新儒家在中学与西学、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性相结合方面所作的努力基本上是失败的。”

　　在儒家思想的框架内解读和阐释中国文化精神的一切努力所以是失败的，所以是徒劳的，在笔者看来，是因为他们都是在排斥生长和长存于普通老百姓中间的和少数民族中间的下层文化或民俗文化及其基本精神。下层文化，在有的地区，固然也多少受到过儒家思想的影响，但毕竟是部分的、有限的，而在有的地区或民族则干脆没有受到什么影响，甚至与儒家的思想背道而驰。那里的民俗文化精神与儒家影响下的上层文化精神是大异其趣的。广而言之，孕育与发生于原始农耕文明条件下的中国下层文化或民俗文化，即使到了现代社会，长期也未能完全摆脱靠天吃饭的状态，对大自然的依赖性很强，因此，人对自然的依赖和笃信表现为自然信仰和多神信仰。在这样的条件下，群体意识和家族意识即使在今天仍然在或明或显地顽强延续着。最明显的是以聚落为单位的械斗现在还时有发生。家族族谱和家族祠堂至今仍然成为维系族内团结的重要链条。这一点，与当前正在小型化的城市家庭模式（所谓“四二一”模式）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加之有些群体和民族，长期生活在温带气候下和山川阻隔的封闭丘陵地区，如此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保持家族和家庭成员的延续是至关重要的。他们不仅祈求风调雨顺，谷物丰收，而且祈求人丁兴旺，家族不能断流。即使在今天一个家庭只准生一个子女成为国策的情况下，千方百计生育一个男儿，仍然是任何一个成年男子的潜在意识，因为他承担着家族延续和家庭延续的双重压力。只有家族的延续，种姓的延续，才有民族和国家的兴旺发达。这是人们的普遍观念。一切对天的祈望，一切人际的协和，一切与天的适应，一切勉尽的人事，等等，都是为了群体和个人的生存和发展，都是为了生命的延续和传递——归于一个思想：生生不息。因此，以生育信仰和生育崇拜为表征的生命意识，生生不息意识，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俗文化的精神。论者常说，中国人的宗教意识薄弱，缺乏经常性的宗教生活，因此，中国人特别注重家庭和人伦。这有一定的道理，但这是儒家的观念。要看到，在民间，在佛教和基督教传入之前，过去没有一神教的传播，多神信仰的宗教观念十分发达。道教是在民间信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多神信仰经历过原始阶段而进入祖先崇拜阶段后，在现代社会中，也仍然具有顽强的坚守力。即使在十年“文革”无产阶级专政极其严酷的社会环境下，人们嘴上不说而心中的家族观念和家庭观念仍然十分牢固，以家族延续和家庭延续为表征的生命意识和生生不息的观念依然不灭。这一点，是与西方的文化观念完全不同的。这种文化精神生长于民间，是富有勃勃生机的，旧儒学以“乱力怪神”为由加以排斥，自然不可能注意到它的积极性和生命力，新儒学也没有注意到，因为他们的眼光从来不投注于下层民间而总是浏连于上层。社会虽然发展了进步了，但人们的心理并不会很快随着政权、法律等上层建筑的转换而嘎然而止，相信现在也还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

　　生命意识，生生不息意识，这中华民俗文化的精神，不是无源之水，远可溯源于上古时代的女娲神话。中华上古神话中的女娲是人祖，是生殖之神，她用泥土造人，使人烟得以延续，宇宙得以存在。女娲所体现的生生不息精神，正是后来延续几千年而不灭的崇尚生命和生生不息的中华民俗文化精神的渊源。这种文化精神先于儒家而存在、而流行、而传布，与汉代以后才被尊崇为经典的儒家思想体系是没有什么承袭关系的，奇怪的是，现在有的学者竟然把女娲神话所体现的生殖意识、生命意识、生生不息观念，也拿来为儒家学说的“太和”、“调和持中”、“和合”、“普遍和谐”等服务，实在是令人哭笑不得。

　　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文化再一次迎来了新一轮中西文化交流与碰撞的历史机遇。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从帝制向着共和的转型期，这个问题曾相当地突显过，在中国的思想家中间出现了延续很长时间的“体用”之争。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中国面临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形势，这个问题又突出起来了。但这一次机遇中，问题不再是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消长、不再是中为体西为用这样单一的问题了，而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如何在中西文化交流和碰撞中保持中华文化的本位和独特性，又在碰撞、吸收、容纳、更新中发展自己，结果必须是文化的更新；另一方面，中华文化的内部如何整合，如何把以儒家思想体系为主体、以“调和持中”、“普遍和谐”、“和合”为其精神的上层文化，与以生命意识和生生不息为其精神的下层文化（民俗文化）整合起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文化整合是包括中国境内的文化和不同地域的海外华人文化在内的整个中华文化面临的大问题，大机遇，大趋势，当然也是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在全球化时代和现代化形势下的国情和国运的大局。

　　就一般情况而言，民俗不是停止的，而是变动不居的，随着时代的脚步而发生着或快或慢的变迁。有些自然条件十分闭塞的地方，那里的民俗文化相对来说，发展变化的速度较慢，有的甚至几百年过去了，却还保留着往昔时代的一整套的民俗风情。最近两位年轻的记者/学人写了一本贵州安顺地区屯堡的文化人类学的书索序于我，书中所记录的当地的许多民俗事象，还是明代开国皇帝派去戍边的军人的后裔们保留下来的六百年前的内地民俗。这种情况，几年前我在湖北省丹江口市的一个名叫吕家河的小山村里也见到过一例。而凡是现代化步伐较快的地方，那里的民俗文化则呈现出无可挽回的削弱的趋势。特别是在全球化步伐空前加快的形势下，作为文化传统之一的民俗文化，至少是其中结构性较松散、稳定性较弱的那些部分，呈现出急速的变形或消亡之势。但我们完全可以乐观地说，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并不会把中国的文化、尤其是中国本土的民俗文化吞没和消灭，在这个问题上持悲观主义是没有道理的。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从来只能是相互渗透和相互吸收，不存在一种文化消灭另一种文化的情况。我很赞成周谷城先生的见解：“西方文化到中国来，中国文化到西方去，其结果如何呢？我是乐观派，在我看来，只会使双方的文化更为丰富多彩、更为进步，不会有消极的结果，不会破坏或有损于各自的固有文化。文化的发展，用损、益这两个字最为妥贴。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决不是谁吃掉谁，而是损益者有之。孔夫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文化在历史上从来都是变化的，这种变化就是损益。东西方文化的关系，也只是损益，总的结果是双方都有提高，不会出现下坠的情况。中国引入西方科学技术、管理方法及法制精神等是提高；西方吸收中国哲学、文化艺术如《老》、《庄》、《周易》、诗、词、书、画、盆景、园林设计等，也是提高。当然，提高的程序性质不一。” 如今的情况正是这样，一方面西方的文化，包括好莱坞电影、牛仔裤和麦当劳这样的异文化，汹涌而来，占领了有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中国的文化市场空间；另一方面，中国的太极拳、丝绸刺绣、江南园林、中国餐饮等文化也进入西方文化市场并受到广泛青睐。英文已成为世界性的语言，汉语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势头也不可低估。有人说21世纪将是东方文化或中国文化的世纪，这种预言，固然不值得附和，但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会越来越大地在世界上起着重要的影响，这一点是大概也是不必自谦的。中国的民俗文化是中国文化中相对比较稳固的层面，不大可能在西风欧雨吹来时，就能轻易地东倒西歪的，更不会在外来文化面前不击自跨的。中国民俗文化将以其生生不息的精神和民族独特性，成为中华文化中最灿烂的构成部分之一永存。

　　面对现代化对民俗文化的剧烈冲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我们国内有关机构都在大声疾呼地为抢救和保护民间文化发出呼吁。当然，要完成这样艰巨而繁难的抢救和保护任务，是绝非民间组织所能胜任的，各级政府也要树立这样的意识和行动，用各种方式（包括建立民俗文化博物馆）尽其可能地把各民族各地区的民俗文化保存下来，使我们祖先传承至今的民俗文化及其精神长久不衰，才不愧对中华子孙。

　　需要附带说一说的是，我国各民族各地区的民俗文化及其文化精神，在我国人文学术界一直难登大雅之堂。致力于昌明儒家思想的国学研究者们轻视或忽略民俗文化，自是不必大惊小怪的，令人奇怪的是，一些研究民俗的人，也未见有谁人来探讨一下中国民俗文化的精神是什么，与国学家们所称的中国文化精神有何种异同，并从自己的学术立场给出一个说法。他们热心的是对具体的民俗事象的采集与阐释，而对民俗学与现实社会发展和国民现实生活的关系、对民俗文化与中国文化发展更新的关系这两大问题上，则不感兴趣，因而一向处于被孤立和被冷落的境地。是民俗学者们亲手铸造了民俗学学科的悲哀。现在恰逢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大好机遇，应该是民俗学者们走出孤立和寂寞，大显身手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