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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达]论大都市人的族群意识

三、族群意识与族群边界

2010年3月全国人大、政协“两会”召开不久，新闻媒体就报道了我国正式确定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成为全国五大中心城市。这种城市分级的做法，本意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但却为居住在这些中心城市的居民形成“大都市人族群意识”提供了支持。这些大都市，有像北京这样的千年古都，也有像上海这样的百年新城。而深圳则只有短短20多年历史的新兴都市，也被称作华南中心城市。实际上，每个大都市的产生和发展，都伴随着“大都市人”的意识产生和发展。“大都市人”意识实际上是一种区域性的族群意识。这些中心城市的形成由来已久，並非一日两日建设起来或确定起来的。且不说北京这样的古都，　像上海这样开埠100多年的新兴大都市，他们的居民也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族群意识。社会人类学关于族群意识形成过程的研究，主要是看某个族群的认同过程，对于一些大都市人来讲，主要是指其族群性意识形成过程。大都市人族群意识的形成过程，　是在与其他大都市人的对应之中产生的。王琛通过考察某都市少数民族的流动情况，得出类似的结论：

都市中流动的少数民族的文化策略是对少数民族身份的利用，得到强化的不只是他们的自我族群认同，而且是与汉族相对的“少数民族”的整体认同，这是流动少数民族特殊的认同心态。①

英文里的ethnogenesis，是指某个群体的族群认同形成过程。目前没有较为简单的翻译术语，笔者建议直接用短语“族群形成过程”来表示。②族群意识的形成过程，是形成一个单一族群的基础。对族群意识形成过程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族群的形成过程。对大都市人族群意识的形成过程（ethnogenesis) 的研究，是当前社会人类学族群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上海来讲，上海开埠前虽然有原住民，但是很快移民人口超过了本地人口。上海人口近百年来已经翻了数倍、数十倍。上海城的扩大过程，是上海“海纳百川”吸纳移民的过程，是“上海人”身份的形成过程。从现在往上推100～150年当中，不断有使用不同语言和方言的移民进入上海，最后都习用上海话，融入上海人当中。在移民及其后代融入上海社会的过程中，由于政治、经济等原因，他们逐渐强调自己是“本地人”，以区别于较后移入上海的“新上海人”。在全球化的今天，上海越来越成为国际大都市，在外人的眼里，已经很难区分谁是上海人谁不是上海人。但是，　仍然可以看到上海人通过各种方式表述自己的身份的情况。这其实就是一种族群和文化认同现象。崔贵强指出：

认同（identity）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社会学家常用的术语，也越来越多地为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所应用，用来表示个人或群体的“归属感”。也即：个人或群体（行为主体）与其他对象（客体，包括个人、团体、观念、理想和事物）产生心理上和情感上的结合关系，在潜意识中将自己视为对象（客体）的一部分而行动。③

身份认同的建构，　必然牵涉巴斯（FredrikBarth）所提出的族群边界问题。族群边界方面的研究，　除了巴斯的理论④之外，叶胡迪（Yehudi Cohen）在巴斯的族群边界理论基础上深化为“气球”模式。叶胡迪认为族群边界就像一个气球的皮面，是根据不同的情景而变换边界的。气球表面受到两种压力：内部压力和外部压力，其大小和定位随着内外压力的不同而不同。同理，族群就像一个气球一样，在受到外部环境压力或者族群内部压力的时候，其族群边界就会相应跟着变化。⑤沃尔曼（Sandra Wallman）则在巴斯和叶胡迪的基础上，也用比喻的手法更形象深入地提出了族群边界像一个茶叶袋的观点。根据沃尔曼的意思，族群边界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标志着一个体系和另一个体系的分界面，是“结构性的和组织性的”；　另一个方面标志着“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差异。沃尔曼由此提出“边界的情景决定论”（the situational determination of boundary）的观点。⑥

探索上海人与“外地人”之间的族群性边界如何像“气球”一样不断变化；探索上海人穿梭于“茶叶袋”般的族群边界的情形是非常有意义的。如许多上海人讲普通话虽然都不错，但在强调上海人身份时，　会很骄傲地使用上海话。上海“海派清口”演员周立波有一段话很清楚地表述了“我们上海”的族群意识：

讲我们上海不好的人你们去往上面查三代，你们上面的三代，有哪一个没吃过我们上海的大白兔奶糖的？！有哪个没想过要穿我们上海的的确良衬衫。都得过我们上海的好。而我们上海人作孽啊，　你往上面查三代，没一个是上海人呀！

巴斯的“族群边界”理论认为：族群特征、族群意识或文化认同等等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互动关系造成的，而绝不是一个群体单独演化的结果。巴斯从亚洲、非洲一些个案看到不同族群成员，可以在两个族群之间转换身份，同时使两个族群的文化也跟着变迁，但是两个族群之间不会合二为一，族群与族群之间的边界还是会坚持不变。①吴燕和教授形象地用台湾的“客家人”和“福佬人”之间的族群关系来给巴斯的例子做了很好的注释。②上海一些知青后代的情况正是这样。他们作为“上海人”的后代，但在外地出生成长，在族群认同方面已经游离于“上海人”和“外地人”之间，并在文化上表述出来。不管在文化、族群认同上有多少的偏离，“上海人”与“外地人”间的族群边界却一直维持着。

四、大都市人族群意识的表述

大都市都有一个特点，海纳百川式地、海绵式地吸纳来自全国各地、世界各地的新老移民。因此，大都市人的身份认同必然处于动态建构之中。以“上海人”为例，在族群内心情感方面，“老上海人”继续保持其原有的族群性地域认同的同时，在政治经济利益面前，他们理性地选择另一种“上海人”的身份。在强调与“新上海人”的差异时，“老上海人”强调自己独特的老上海文化。但在面对上海辖区之外、省外、国外的其他群体时，“老上海人”和“新上海人”的身份表述融为一体，形成一种新的“上海人”身份认同。这就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上海人身份认同建构。芬顿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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