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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达]论大都市人的族群意识


作者:巫达       来源于:中国民间故事网

 

摘要:大都市人是由来自全国各地、世界各地的新老移民构成的。不同时期移民及其后裔有其独特的文化和族群特征。然而, 在以大都市名称命名的大都市人(如上海人)与其他地方的人群相对应的情况下, 其本质已经作为一个整体, 具备了区域性族群意识, 并通过文化表述出来。大都市人的族群性或族群意识是通过想象的共同体来实现的, 从本质上看是一种建构模式的产物。大都市人族群意识的形成, 伴之以族群边界的维持, 构成当代大都市人族群意识文化图景。
关键词:人类学;族群意识;都市族群;上海人
 
一、引言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全国范围内城镇化、都市化的进程极为引人注目。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境内外流动人口增加 出现了跨地区、跨城市、跨省份的大规模流动人口。在这种背景下,大都市海纳百川式地吸收来自全国各地、世界各地的新移民。新移民融入大都市的过程,是他们逐步接受大都市社会文化认同的过程,是社会人类学意义上新的族群意识形成过程。在某些大都市,例如上海市,这个过程由于时间短、变动频繁,出现了新、老移民之间不同的区域性族群意识的差异。上海的“老上海人”和“新上海人”之间的区别,在不同政治、经济利益面前被强调或被掩饰。
本文所讨论的“大都市”不一定仅仅指“国家中心城市”,①其他省会及区域性中心城市(如深圳) 等也可称为“大都市”。我国城乡建设部定义中心城市“是指在一定区域内和全国社会经济活动中处于重要地位、具有综合功能或多种主导功能、起着枢纽作用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这个定义可以对大都市的定义有一定的参考作用。另外, 本文所讨论的“族群意识”,不是指大都市里面某个族群、某个民族的意识,而是指以某个大都市命名(如上海人)的人群的意识。以“上海人”来讲,这个名称相对于其他城市、其他地区,已具备或逐渐具备区域性的群体意识。这种群体意识实际上就是一种“族群性”,也就是英文的ethnicity。实际上, 吴燕和教授在1989年的一篇文章里,就是把英文的ethnicity翻译成“族裔意识”或“族群意识”的。②从人类学的族群理论的角度看待大都市人的族群意识时,笔者用ethnogenesis (族群形成过程)这个概念来加以理解和解释。
本文主要以上海人为例,考察大都市人的主观认同、文化表述与认同建构模式。主观认同和建构模式现已成为当代社会人类学关于身份认同的主流研究范式。本文研究资料资料来自报刊杂志、参与观察、随机访谈等。
 
二、理论背景:想象的共同体与建构模式
 
从人类学族群理论的角度研究大都市人,首要研究重点是考察大都市人的身份认同的建构模式,探索其身份的文化表述方式,汇总当代大都市人身份的“多元一体”(费孝通概念)③的形成过程。而传统社会人类学主要针对小型社会进行研究,并在同一个族群里发现和发展认同理论。
1992年,美国学者韩起澜(Emily Honig)出版了一部关于上海人的重要著作,书名叫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Subei Peop le in Shanghai,1850~1980。①这本书的重要之处在于作者根据当时国际流行的社会学、人类学的族群理论,将“苏北人”看作一个“族群”(ethnic group)进行系统分析,从而在读者面前展示了族群认同建构的一个鲜活个案。“族群”不等于“民族”,因此“苏北人”并不是一个单一“民族”。韩起澜指出“‘苏北人’并不是在苏北的人,他们只是在上海才成为‘苏北人’”。也就是说,“苏北人”的身份是由共同生活在上海的江南籍精英建构的。②
本文的研究概念受韩起澜将“苏北人”看作一个族群的思路的启发,将“上海人”看作一个与“苏北人”相对应的“族群”进行考察,并从社会人类学族群理论的角度进行研究。研究切入点是关于“上海人”的族群表述(ethnicrep resentation)以及文化表述。
谁是“上海人”?借用美国学者莫曼(MichaelMoerman)对族群的理解及其理论观点,可以表述为“‘上海人’是自己认为自己是‘上海人’的人”。根据莫曼的研究,泰国泐人(Lue)虽然从文化上或从表面上跟泰人完全一样,可是,泐人自己认为自己不同于泰人。③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陈志明教授的马来西亚峇峇人研究成果也是很好的参考个案。马六甲等地峇峇人是早期华人移民的后裔,语言文化已与马来人一致。但是,峇峇人却强烈认同华人,并积极建构对华人的认同。④这种族群认同现象是当前人类学的都市族群研究非常热门的研究领域。
根据建构模式的观点,“族群”和“族群性”是后起的现象,其成员之间不可能全部相互认识, 那么他们怎么会相互认同为一个族群呢?根据美国学者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概念, 这种认同是“想象”出来的结果。安德森在其成名作《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还指出:印刷术的发明和发展推动人们“想象”为一个共同体,并建构一个族群或一个民族。⑤在面对大都市人的时候,可以借鉴安德森的理论视角,研究如何推动对“上海人”的认同? 研究他们如何建构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当然,“想象的共同体”的并不是凭空想象的, 而是要有一定的历史文化依据的。因此,需要重视历史文献的论证作用,力图澄清、追踪和考查上海人身份认同的文化源头。美国学者芬顿(SteveFenton)指出:
 
从社会学理论出发,“族群”和“族性”这些术语,是否涉及真实存在的、植根于群体生活和个人经历的社会学事实;这些术语是否指称某些相当散漫和拙劣的认同,是否它们的重要性转瞬即逝, 应该被视为“社会构建的”(socially constructed),而不是意义深远的和“真实的”。⑥
 
上海人族群意识的研究需认清其主观性,理解其想象性,并立足于“族群建构模式”(constructionist app roach)。这三个方面的内容纵横交叉,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如何”解释上海人身份认同表述的问题。另外,在解释为什么出现大都市人的族群意识的时候,理性选择理论和族群内心情感论则派上了用场。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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