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月亭》插图资料图片

《西厢记》插图资料图片

　　从人物到题材，均反映元代民族的交流与交融

　　元杂剧中以少数民族人物的生活为题材的作品除了女真人作家石君宝的《紫云亭》、李直夫的《便宜行事虎头牌》之外，还有关汉卿的《拜月亭》、《调风月》，王实甫的《丽春堂》，无名氏的《村乐堂》等等。这些优秀元杂剧作品表现出反抗封建礼教、反抗压迫、歌颂正义、鞭挞邪恶的基本精神。如《紫云亭》和《拜月亭》分别描写了女真官员完颜氏之子灵春和汉族女艺人韩楚兰，金国尚书之女王瑞兰（女真人）与汉族书生蒋世隆的爱情故事。两本杂剧都表现了主人公勇于冲破门第观念和民族界限，追求自由爱情生活的精神面貌。《调风月》则写出了奴婢出身的女主角燕燕（女真人）主动、积极地争取合法权利，奋力摆脱被奴役地位的果敢行为。《便宜行事虎头牌》则从军事题材入手，以玩忽职守的银住马为对比，塑造了山寿马这个执法如山、公而忘私的女真人军事将领的形象。反映统治阶级内部生活的《丽春堂》则直接暴露了 “幼年跟随郎主、南征北讨、东荡西除”立下汗马功劳的金国丞相、正受管军元帅之职的完颜乐善与只因“会做院本”、“会唱杂剧”而得官、并无安邦治国之才的右副统军使李圭的矛盾，反映了当时时治时乱的政治形势。原文已经散失的吴昌龄的杂剧《老回回探狐洞》、《浪子回回赏黄花》等直接反映回族的生活风情，题材也别具一格。此外，《货郎旦》、《勘头巾》、《魔合罗》等杂剧也都涉及了少数民族题材和人物。这些作品，不但从题材上充实了元杂剧，而且在人物描写上，也丰富了元杂剧，向读者和观众再现了少数民族的社会、家庭、爱情等多彩的生活画面。

　　北方少数民族的民俗在元杂剧中也多有体现，如在《金史·卷三十五》和《金史·卷六》都有记载的关于蕤宾节射柳为戏的习俗，在《丽春堂》中得到了极为生动具体的再现。另外，《便宜行事虎头牌》里，还描写了女真人男子尚武，以“打围猎射”，“飞鹰走犬，逐逝追奔”作为消遣，即使女子也“自小便能骑马”。以及金人嗜酒，敬酒之前要向太阳浇奠，军中责罚，可以别人“替吃”等等习俗 。

　　云峰认为，关汉卿的《拜月亭》不仅揭露、谴责了战争给各族人民带来的灾难，而且赞扬了一对不同民族的青年男女，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自由恋爱、自主结合的精神，客观上反映了希望民族和睦的进步思想，在元杂剧恋爱婚姻题材的作品中别具一格。加之女主角瑞兰母亲认世隆妹妹为义女的情节，更是表现了该剧在促进民族团结和谐方面的积极意义，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民族融合的社会现实。

　　无名氏的《村乐堂》亦反映了多民族通婚的状况，同时也表现了不同民族通婚所带来的矛盾和冲突。云峰教授认为，作者选取不同民族结合这一特定家庭所带来的特殊矛盾，可看出民族文化交融中的多元色彩。“虽然剧中并没有具体描写女真完颜氏王同知与其岳父张仲产生矛盾冲突的原因，但想必不同民族的结合恐怕也是其中原因之一。”

　　云峰针对元杂剧中的爱情婚姻剧指出，元代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各民族间出现了逐渐融合的趋势。各民族间杂居交往，友好相处，互相通婚恋爱也就成为必然，同时朝廷也采取了支持各民族通婚自由的政策。根据史料记载，元代尤以蒙古族与汉族、契丹族与汉族、女真族与汉族、色目人与汉族相互之间的通婚恋爱最为普遍。正是由于有真实的生活为基础，所以有不少元杂剧作品对此做了真实生动的描写。

　　元杂剧喜好大团圆结局则反映其深受蒙古族文化的影响。元杂剧今留存情况，据王季思主编的《全元戏曲》所载，除去残本外，今全本流传者227种，其中以大团圆结局者205种，约占全本流传总数的90％。另外，元杂剧有不少剧作中的本事出自前代的叙事文学作品或历史记载，特别是唐传奇作品，但两者在结局的安排上又截然不同。有不少在唐传奇等叙事文学作品或历史记载中系悲剧性质，到了元杂剧中却变为喜剧性的大团圆结局。同样题材的文学作品在结局处理上的不同，更能反映出不同时代人们在文学以及文化方面的不同美学欣赏趣味。如王实甫的《西厢记》就把唐元稹《莺莺传》中莺莺与张生不得结合的悲剧改为了张生状元及第，奉旨与莺莺结为夫妻的大团圆结局；再如石宝君的《秋胡戏妻》出自汉刘向的《烈女传》，原故事中女主人公在认出调戏自己的是外出多年的丈夫后，遂投河而死，而到了《秋胡戏妻》中，将悲剧结局改为夫妻团圆的喜剧性结局，并加入了李大户逼亲、抢亲的情节，丰富了原故事的内容。

　　对于元杂剧为何如此钟情于大团圆结局，学者们提出了传统文化之影响、民族心理或民族审美趣味之影响、精神慰藉或补偿心理说等等。对此，云峰认为，这些研究基本上还是在汉文化的框架下进行的，并不能圆满解释这一现象。比如说在儒家“中庸之道”思想的影响下，人们形成了喜好“中和之美”的美学审美，喜好圆圆满满、好人有好报等。如果说这是一以贯之的美学欣赏趣味，那么为什么在元杂剧以前的文学作品和历史故事中，大团圆结局并不占多数，倒是悲剧性的结局占多数呢？显然，这些问题不与当时的民族文化交融状况结合是无法很好解释的。

　　云峰的观点是：“蒙古汗国至元朝时期，蒙古族文化是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代表者。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历史悠久，其间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团圆’色彩浓厚。古老而传统的蒙古族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就可视做为一个‘团圆’文化。这从蒙古族的信仰、价值观、经济生活、军事、文学艺术及风俗习惯等方面都可以体现出来。比如，古代蒙古人有崇拜太阳和月亮的习俗。太阳和月亮可以给人类带来光明和温暖，其形状都是圆形的。由此蒙古人认为，圆形可以象征吉祥与美满。如李直夫的《便宜行事虎头牌》第二折中描写金住马送别弟弟金牌上千户银住马到夹山口赴任时，就曾‘待我望着那碧天边太阳浇奠……则愿的俺兄弟每可便早能够相见。’金住马以酒祭奠太阳，目的就是希望兄弟早日团圆。”

　　云峰还指出，由于蒙古族文化浓厚的“团圆”色彩和崇拜英雄的人生价值观，体现在其文化创作方面就是多以喜剧性的团圆为结局。蒙古族文学近现代以前主要是民间文学，有故事情节的主要有长中短篇英雄史诗、民间故事、叙事诗等。如《江格尔》、《勇士谷诺干》、《那仁罕传》、《孤儿传》等等，基本都是大团圆结局，这一现象与元杂剧的情况是基本吻合的，民间文学与元杂剧存在着一定的互相影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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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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