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杨]简论古代文化遗址的开发及相关问题-中国民俗文化网

[柯杨]简论古代文化遗址的开发及相关问题

二、最早的“伏羲故里”和“女娲之乡”在甘肃东部（古成纪）——一个证据确凿的不易之论

虽然国内凡是有伏羲女娲文化遗址的地方，当地人大都反复强调他们那儿是真正的“羲皇故里”和“女娲故里”，甚至还带有感情色彩地说明其“唯一性”和在文化史上的“特别重要性”。这种热爱故乡文化遗产的情感，理应受到尊重和肯定。然而，如果我们大家都能秉持一种客观、公正、科学的态度，通过对古代文献记载、考古挖掘和当地民间活态神话传说这三方面资料的审视和对比研究，就不难发现，其中在地域上存在“源”与“流”的差别，在时间上也存在着“先”与“后”的差别。

首先来看古籍上的有关记载。汉·荣氏《遁甲开山图》曰：“仇夷山，四绝孤立，太昊之治，伏羲生处。”仇夷山即今甘肃东部西和县境内之仇池山。晋·皇甫谧《帝王世纪》曰：“庖牺氏生于成纪。”古成纪乃一大片地方，包括今甘肃东部的天水、秦安、甘谷、武山、清水、通渭、张家川、庄浪、静宁、礼县、西和等地。晋·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曰：“成纪，古帝庖牺氏所生之地。”南朝·宋·范晔《后汉书·隗嚣传》刘绍注曰：“成纪县在陇城县西北”。而汉陇城县治即今秦安县的陇城镇，于北宋初移至今天水市秦城区。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在注释渭水时说：“故渎东迳成纪县故城东，帝太皞庖牺所生之处也，汉以属天水郡。……瓦亭水又西南，出显亲峡，石岩水注之。水出北山，山上有女娲祠，庖牺之后有帝女娲焉，与神农为三皇矣。”唐·司马贞《史记索隐·三皇本纪》曰：“太皞庖牺氏……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牺于成纪。”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曰：“成纪县，本汉置旧县，属天水郡。伏羲母曰华胥，履大人迹，生伏羲于成纪，即此也。”清·梁玉绳《汉书人表考》引《春秋世谱》曰：“华胥生男子为伏羲，女子为女娲。”以上史料说明，以天水为中心的古成纪，是伏羲女娲部落的诞生地，也是伏羲女娲文化的发祥地。是真正的源头。正如考古学家马世之先生所言：“伏羲文化形成于成纪后，从西向东发展，沿渭河上中游谷地入关中，出潼关，沿黄河干流，傍崤山、王屋山、太行东徙，折向东南，建都于陈，陈地本为太昊（另一部落之领袖）之墟。在豫东地区，伏羲族与太昊族融合之后，称太昊伏羲氏，又以东夷文化的面貌向东北发展，经过泰山一带而到达渤海地区。所谓与伏羲有关的地名，皆族迁名随，是由西向东，而非自东向西。由此可知，山东泗水非伏羲故里，那里的有关史迹，是在伏羲文化东渐过程中形成的”。[①]

其次，我们来看甘肃秦安县五营乡邵店村大地湾遗址的考古挖掘与伏羲文化的密切关系。大地湾遗址从1978年到1984年进行了长达七年的考古发掘，面积达13800平方米（仅占整个遗址面积275万平方米的百分之五）。主要包括大地湾一期前仰韶文化、大地湾二期仰韶文化早期半坡类型、大地湾三期仰韶文化中期庙底沟类型、大地湾四期仰韶文化晚期石岭下类型和大地湾五期常山下层文化类型这五个文化期，其时间延续很长，上下跨越3000年左右。共出土陶器4000多件，石器1800多件，骨角器1600多件，蚌器和装饰品360多件，清理出各类房屋遗址241座，灶址104个，灰坑和窑穴321个，窑址35个，墓葬79座，壕沟9条。经碳14测定，其中最早的遗存距今7800年左右。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大地湾一期，即前仰韶文化期，它与陕西华县的老官台、河南新郑的裴李岗和河北武安的磁山等遗址在时间上大体相同。其出土的二十多件钵形陶器内壁和部分陶片上所发现的十多种不同纹样的彩绘符号和刻痕，无疑是我国文字起源的铁证，也不能不使人与伏羲“造书契”的传说联系起来思考。而许多陶器上的网状图形，则与伏羲时代“制网罟”的渔猎生活紧紧联系在一起。所发掘出的多种人形彩陶，不但证明当时人类已把实用与审美相结合，而且表达了对人的崇拜和对人类自身创造力的自信。当地清理出的大地湾四期（仰韶文化晚期）F901号建筑遗址规模宏大，保存完好，占地面积290平方米，结构复杂合理，地面坚硬光洁，可能是当时祭祀与议事的重要集会场所，说它是我国最早的“宫殿”遗址也未尝不可。将这个建筑遗址与伏羲氏接班人之一的“大庭氏”联系起来，其意义就显得十分重要了。所以说，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为伏羲女娲部落诞生于成纪提供了极有说服力的考古学佐证。我估计，将来对这一地区更大面积的继续发掘，或许有更加惊人的发现。

第三，将敦煌遗书中有关我国上古洪水神话的记载与天水一带民间流传的神话传说相互对比、参证，就可以得知：伏羲女娲兄妹在洪水中“得存其命”、“兄妹婚配占婚”、“繁衍和再造人类”等主要情节都是大致相同的。我初步判断，敦煌遗书中《天地开辟以来帝王纪》中有关伏羲女娲神话的记载，其资料主要来源于当时甘肃境内流传的民间神话。换句话说，敦煌遗书中所记录的伏羲神话，也可能就是后世甘肃民间流传的活态伏羲神话的原初形态。而敦煌遗书中的这些记载产生于六朝时期，比唐代李冗《独异志》中的相关记载整整提前了四百年左右，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关于这一问题，拙文《敦煌遗书中有关伏羲神话的记载与甘肃民间活态伏羲神话之比较》（载《伏羲文化论丛》，2004.8.甘肃人民出版社）中已详加论证，读者可以找来参考，此处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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