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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学智 李路兵]七夕文化源流考论


作者:刘学智 中国民间故事网

两汉时代是牛女爱情神话的生成期。汉初,天人相类、天人感应的宇宙天象观与谶纬之说对牛女神话的生成有很大的影响。织女、牵牛二星被奉为星神。《史记·天官书》曰:“织女,天女孙也。”[7]1311司马贞《索引》云:“织女,天孙也。”[7]1311织女获得在天界诸神中的地位和身份。《春秋元命苞》曰:“织女之为言,神女也。”[8]卷7《春秋运斗枢》曰:“牵牛神,名略。”[8]卷9则在纬书中也有此二星神。织女、牵牛二星还具备了人的形体。元狩三年(120),汉武帝在长安西南开凿昆明池,模仿牛女二宿隔着天河遥遥相望的情景,在昆明池的两侧各立一座牵牛、织女石像(注:撰者按:牛女石雕在两宋方志中仍有著录,北宋宋敏求《长安志》卷12:“今石人宛在,疑后人名石父石婆云”。南宋程大昌《雍录》卷9露台:“昆明池旁有石婆庙,盖牵牛讹为石翁,织女讹为石婆也。”(此两条文献引自李道和《岁时民俗与古小说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97-198页)牛女石雕,今在长安斗门,即北常家庄村西石婆庙的“石婆”和斗门镇上的“石爷”两石雕像。据汤池考证,这两尊石像具备了人间男女的性别与职业特征。(见汤池《西汉石雕牵牛织女辨》,载《文物》1979年第2期,第87-88页)长安斗门的牛女二石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大型石刻,距今已有2100多年的历史,1956年被列为陕西省第一批重点保护文物。) ,牵牛、织女二星开始具备人的形体。牛郎、织女石像成为昆明池的胜景,东汉班固、张衡均有吟咏,魏晋时犹存著录。《关辅古语》曰:“昆明池中有二石人,立牵牛、织女于池之东西,以象天河。”[9]95《文选》卷10潘岳《西征赋》云:“昔豫章之名宇,披玄流而特起。仪景星于天汉,列牛女以双峙。”李善注引《宫阁疏》曰:“昆明池有二石,牵牛、织女象也。”[10]160牛女二石像,还被想象成隔河相望的恋人或夫妇。宋严有翼云:“汉武帝于昆明湖中作二石人,为牵牛织女象。盖欲神异其水,比方河汉。班固《赋》云:‘左牵牛兮右织女,似天汉之无涯。’虽不云七月七日聚会,其意以为夫妇之象,天道深远,所不敢言也。”[11]550牵牛与织女二石像隔昆明池相望,与牵牛星同织女星相隔银河之情状相仿佛,以具体生动的人体形象暗示了牛女二星的婚恋关系,标志着牛女二星爱情神话的生成。人形化的织女和牵牛出现在东汉文人的诗歌和民间的绘画里。《古诗十九首》云:“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织女进一步人形化,她有“素手”,还会“涕泣”,俨然一个美丽的女子,而织女与牵牛则是一对被天河阻隔的恋人。两汉绘画里,牛女神话也成为重要的题材(注:撰者按:汤池说:“牵牛织女这个美好的神话传说,在汉代的美术作品中得到广泛的表现。例如河南洛阳1957年发现的西汉晚期壁画墓,在前室顶脊上绘有牵牛、织女星。东汉画像石中,还刻画出牛郎、织女的具体形象。如南阳有一块画像石,画面右上方刻画河鼓三星,其下刻画着叉腿而立的牛郎,右手持鞭上举,左手握缰牵牛,形象栩栩如生,画面左上方……有一挽着高髻作跽坐状的妇女,当是织女形象。再如山东肥城孝堂山郭氏祠三角形石梁底面,……织女三星,其下刻画着坐在机杼前操机织锦的织女。”(见汤池《西汉石雕牵牛织女辨》,载《文物》1979年第2期,第88页)),牵牛、织女二星从天上的星宿,变为人间的情侣,成为古代社会男耕女织劳动生活的具体呈现。 
鹊桥相会说,是牛女神话生成于西汉初的又一重要佐证。在《诗经》里,牵牛、织女为天河阻隔,西汉初《淮南子》却有鹊桥相会的传说。《白孔六帖》卷9“乌鹊”注引《淮南子》“乌鹊填河成桥而渡织女。”[12]156茅盾说:“白居易《六帖》引乌鹊填河事,云出《淮南子》(今本无之),则在汉初此故事已经完备了。”[1]84《淮南子》的这条佚文是鹊桥相会说的最早记载。至东汉鹊桥相会说广为流传。唐韩鄂《岁华纪丽》卷3“鹊桥已成”注引东汉应劭《风俗通》云:“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相传七日鹊首无故皆髡,因以梁渡织女故也。”[13]显然,从天河阻隔到役鹊为桥、鹊桥相会,这一爱情神话更加完美动人。 
综上,牵牛、织女的爱情神话在西汉初开始生成。织女从人格化的星神,成为具有了人形化的普通劳动者;这一神话的结局从天河阻隔转为鹊桥相会。诚如茅盾所言,“在汉初此故事已经完备了”[1]84。 
魏晋六朝时代是牛女爱情神话的定型期。由于神仙思想的盛行和神仙传说的推动,在文人诗赋和笔记小说中,牛女神话表现出更多的世俗化和情欲化倾向。首先,人物关系更加亲密,牛郎与织女从相恋到婚姻,由恋人而夫妇。《文选》卷19《洛神赋》“咏牵牛之独处”李善注引曹植《九咏》注云:“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河鼓之旁,七月七日乃得一会。”[10]271最早称牛女为夫妇。夫妇之说,至吴均《续齐谐记》成武丁故事乃确定。唐韩鄂《岁华纪丽》卷3“织女将渡”注引《续齐谐记》曰:“桂阳成武丁有仙道,忽谓其弟曰七月七日织女当渡河,吾向以被召。弟问织女何事渡河。答曰暂诣牵牛。世人至今云织女嫁牵牛是也。”[13]傅玄《拟天问》曰:“七月七日牵牛、织女会天河。”[14]76其次,情节结构更加完整。明冯应京《月令广义》引南朝殷芸《小说》云:“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机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容貌不暇整。天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纴,天帝怒,责令归河东,使一年一度相会。”[14]784可见,牛女神话已有完整而曲折的情节。至此,织女的身份及牛、女二星的关系和性格从许嫁到隔绝再到相会的故事情节都已定型。换言之,到了魏晋南北朝,牛女神话已经演绎出完整而曲折的故事情节,刻画出生动而鲜明的人物性格。 
隋唐以后是牛女爱情神话的演进期。牛女神话仍然通过文人创作与民间口传两个途径进行传播。白居易、杜牧至秦观都沿用西汉以来的神话传说,写出了美丽动人的诗篇。白居易《长恨歌》写明皇与贵妃在七夕守夜畅想鹊桥相会的神话,喊出“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生死相随的爱的誓言。北宋秦观《鹊桥仙》:“织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在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是借牛女神话来讴歌坚贞不渝的爱的信念。不过,这些诗篇对牛女神话的人物性格与故事情节上并无发展。民间口传的牛女爱情则形态各异。袁珂《中国神话传说辞典》“牛郎织女”条里采集了一则普遍流传的牛女传说,其情节是:“织女为天帝孙女,王母娘娘外孙女,于织纴之暇,常与诸仙女于银河澡浴。牛郎则下方一贫苦孤儿也,常受兄嫂虐待,分与一老牛,令其自立门户。其时天地相去未远,银河与凡间相连。牛郎遵老牛嘱,去银河窃得织女天衣,织女不能去,遂为牛郎妻。经数年,产儿女各一,男耕女织,生活幸福。不意天帝查明此事,震怒非常,立遣天神往逮织女。王母娘娘虑天神疏虞,亦偕同去。织女被捕上天,牛郎不得上,与儿女仰天大哭。时老牛垂死,嘱牛郎于其死后剖皮衣之,便可登天。牛郎如其言,果偕儿女上天。差已追及织女,王母娘娘忽拔头上金簪,凭空划之,顿成波涛滚滚天河。牛郎织女隔河相望,无由得过,只有悲泣。后终感动天帝,许其一年一度于七月七日鹊桥相会。”[15]82这一民间口传文学,通过牛女之被阻隔,谴责封建礼教势力的代表天帝和王母娘娘,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和鲜明的阶级性。牛郎、织女的性格形象更加丰满,成为勤劳善良、忠于爱情的美好典型。许多学者认为,民间口传中的牛女神话是结合了天鹅处女型故事和兄弟分家型故事,在长期流传中加工改造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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