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滚滚而来的热潮中，我们在追究原因时应该反思：是因为我们离开它太久了，我们太想念它、太需求它了。我们急需要有一个热烈的环境去讨论、并有责任回答实践中所提出来的诸多问题。”由中国民俗学会与学苑出版社共同主办的“文化传统与民间信仰——第二届海峡两岸民间文化学术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刘魁立说。
民间信仰是文化有机体的重要构成
在《中国民间信仰》一书中，民间信仰被定义为宗教，认为是原始宗教的继承者，而现代宗教是原始宗教的改革者，民间信仰的历史更为悠久。那么，作为继承者，发展到今天，民间信仰自然是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的一种活态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叶涛认为，民间信仰是一种大众文化，作为老百姓为主的文化现象，在当前我们还不能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学理来看待，还需带有策略性的思考。
文化传统和民间信仰并不是对立的现象。民间信仰及其表现于语言的神话、传说和表现于行动的仪式是任何文化传统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东吴大学端木恺讲座教授王秋桂表示，在中国，民间信仰除了承袭远古的巫术信仰外，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糅合儒、释、道三教的教义。民间信仰的传统当中儒、释、道、巫这四类人构成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有机体。既然是一个有机体，它就不断发展延续。
民间信仰的研究一直是人类学、历史学、宗教学、民俗学等多学科关注的重要对象。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各地学者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并出现了诸多成果，尤其在具体的区域性个案上，以及发现田野资料的分析上，比以往更为丰富和有创见。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世瑜提出，中国对民间信仰的学术性的研究，逐步地被导向所谓“对策研究”和一些商业化的考量。“比如说像现在我们政府在评定一些什么项目，地方上都非常热衷，但背后总是会有一些强烈的商业化的倾向和意图。关于文化大一统和我们日趋发现的在民间信仰上体现出来的区域差异性、地方多样性所进行的讨论就非常重要。”
30年的民间信仰表述路向，正从他人的传统到自我的文化。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高丙中分析说，这些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么热，从政府到学界到老百姓。信仰是一个集体行动，一定要有社会空间和资源。在这样的过程中，出现了传统复兴、民俗复兴、民间信仰复兴、宗教复兴。在这样一些事实里，学术界做了一些工作，不管持有怎样的态度，至少把民间信仰等复兴呈现出来了，这是被讨论和被承认的前提。
“非遗”之后的民间信仰
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主任郑培凯直率地坦承自己对于“文化遗产”这个词的经常使用表示不满，“大多数媒体在运用这个‘文化遗产’的时候，给一般老百姓，或者是一般文化官员的印象，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就像人死了以后的遗产，可以利用它来作为资产这么一个想法。”他多年来一直在呼吁以更为适宜的“文化传统”替代“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叫法。他很担心青春版《牡丹亭》的大制作的后果，会不会使得唱腔方面、身段方面在最精密微妙的一些艺术的展现丧失掉。而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教授余少华以世纪初香港民间传统音乐为例，说明传统的未必都在民间，也没有必要把传统跟创新对立。
实际上，随着整个经济的腾飞，特别是百年来向西方学习、对自己传统文化进行摈弃的过程当中，已经出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复归。从国际上看，遗产保护当中所谓民间力量特别强大。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与博物馆学教授潘守永认为，当前各类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有四种核心力量，即政府的主导与推动力；学者的学术指导与影响力；遗产传承人/群体（考古遗产的所在地群众，或工业遗产的所有企业）的文化自觉与内省力；体制机制（包括市场、旅游）的创新力。他说，这四种关系，前三者之间是利益相关群体，相互之间有矛盾存在“兴奋点”的差异。处理好这四种力量的协调与平衡，发挥各自应有的作用，遗产保护与再利用就能够步入良性轨道而取得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现在对民间信仰的研究，割裂的现象非常严重，尤其是‘非遗’出现之后，我们把整体的民间信仰的事项割裂开来，是为了使它找到生存空间。”正在对华北地区的民间组织进行调研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叶涛指出，整个民间信仰的研究中，对整体性的要求非常重要，割裂可能会带来整个文化内涵的浅薄化。
民间信仰是文化有机体的重要构成
在《中国民间信仰》一书中，民间信仰被定义为宗教，认为是原始宗教的继承者，而现代宗教是原始宗教的改革者，民间信仰的历史更为悠久。那么，作为继承者，发展到今天，民间信仰自然是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的一种活态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叶涛认为，民间信仰是一种大众文化，作为老百姓为主的文化现象，在当前我们还不能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学理来看待，还需带有策略性的思考。
文化传统和民间信仰并不是对立的现象。民间信仰及其表现于语言的神话、传说和表现于行动的仪式是任何文化传统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东吴大学端木恺讲座教授王秋桂表示，在中国，民间信仰除了承袭远古的巫术信仰外，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糅合儒、释、道三教的教义。民间信仰的传统当中儒、释、道、巫这四类人构成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有机体。既然是一个有机体，它就不断发展延续。
民间信仰的研究一直是人类学、历史学、宗教学、民俗学等多学科关注的重要对象。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各地学者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并出现了诸多成果，尤其在具体的区域性个案上，以及发现田野资料的分析上，比以往更为丰富和有创见。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世瑜提出，中国对民间信仰的学术性的研究，逐步地被导向所谓“对策研究”和一些商业化的考量。“比如说像现在我们政府在评定一些什么项目，地方上都非常热衷，但背后总是会有一些强烈的商业化的倾向和意图。关于文化大一统和我们日趋发现的在民间信仰上体现出来的区域差异性、地方多样性所进行的讨论就非常重要。”
30年的民间信仰表述路向，正从他人的传统到自我的文化。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高丙中分析说，这些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么热，从政府到学界到老百姓。信仰是一个集体行动，一定要有社会空间和资源。在这样的过程中，出现了传统复兴、民俗复兴、民间信仰复兴、宗教复兴。在这样一些事实里，学术界做了一些工作，不管持有怎样的态度，至少把民间信仰等复兴呈现出来了，这是被讨论和被承认的前提。
“非遗”之后的民间信仰
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主任郑培凯直率地坦承自己对于“文化遗产”这个词的经常使用表示不满，“大多数媒体在运用这个‘文化遗产’的时候，给一般老百姓，或者是一般文化官员的印象，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就像人死了以后的遗产，可以利用它来作为资产这么一个想法。”他多年来一直在呼吁以更为适宜的“文化传统”替代“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叫法。他很担心青春版《牡丹亭》的大制作的后果，会不会使得唱腔方面、身段方面在最精密微妙的一些艺术的展现丧失掉。而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教授余少华以世纪初香港民间传统音乐为例，说明传统的未必都在民间，也没有必要把传统跟创新对立。
实际上，随着整个经济的腾飞，特别是百年来向西方学习、对自己传统文化进行摈弃的过程当中，已经出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复归。从国际上看，遗产保护当中所谓民间力量特别强大。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与博物馆学教授潘守永认为，当前各类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有四种核心力量，即政府的主导与推动力；学者的学术指导与影响力；遗产传承人/群体（考古遗产的所在地群众，或工业遗产的所有企业）的文化自觉与内省力；体制机制（包括市场、旅游）的创新力。他说，这四种关系，前三者之间是利益相关群体，相互之间有矛盾存在“兴奋点”的差异。处理好这四种力量的协调与平衡，发挥各自应有的作用，遗产保护与再利用就能够步入良性轨道而取得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现在对民间信仰的研究，割裂的现象非常严重，尤其是‘非遗’出现之后，我们把整体的民间信仰的事项割裂开来，是为了使它找到生存空间。”正在对华北地区的民间组织进行调研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叶涛指出，整个民间信仰的研究中，对整体性的要求非常重要，割裂可能会带来整个文化内涵的浅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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