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体说来,阿波罗和狄俄尼索斯的宗教崇拜都是父系社会后期、氏族制度解体、文明时代诞生这一历史过程的产物。相比较而言,狄俄尼索斯可能比阿波罗更早一些,因为它的崇拜仪式中明显地表现出对于逝去不久的母系社会的追忆与留恋。据考证,参加狄俄尼索斯游行队伍的人基本上都是女性。她们在特定的时候身披兽皮、头戴花冠,吵吵嚷嚷、疯疯癫癫,完全沉浸在一种感性的肉体的陶醉之中。“希腊人以野外纵酒狂欢的方式来尊奉葡萄酒之神狄俄尼索斯,在此期间,女性崇拜者们通宵达旦地一边跳舞一边狂叫。”在这个活动的高潮,不仅会出现狂欢酗酒、裸体游行之类的行为,而且还有生吞活剥鹿、牛等残忍的举动。
　　古希腊是文明的家园,令人心向往之。为什么偏偏在这块圣洁的土地上,会出现如此非礼无法的行为呢?为了解开这一谜团,大哲学家罗素曾有过一番推测,他说:正像许多开化得很快的社会一样,希腊人,至少是一部分希腊人,发展了一种对于原始事物的爱慕。对于他们,理性是可厌的,道德是一种负担与奴役。这就在思想方面、情感方面与行为方面引向一种反动。有大量的历史材料证明,在那个进化得很快的男权社会里,希腊城邦中受压抑最深的,是那些没有公民权力、没有社会地位、没有财产保障的女性。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据说是来自色雷斯的一种宗教很快在希腊平民中,尤其是妇女中流行了起来,这种宗教就是狄俄尼索斯崇拜。
　　从心理学角度来说,这种祭祀活动有点类似于所谓的“宣泄”。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人不断摄取物质能量,物质能量转化为生理能量,生理能量转化为心理能量,心理能量在积攒到一定程度之后便要寻求释放。如果一个人的心理能量得不到释放,总是受压抑,就会出问题,比如患精神病之类。一个人如此,一个社会也是如此。然而,从另一个方面看,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这种具有反文明色彩的信仰活动又不可能不引起人们的担忧。于是,在希腊后期,尤其是进入罗马时代以后,终于出现了官方对狄俄尼索斯崇拜的禁令。
　　狄俄尼索斯崇拜虽然被压制了,但是心理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这时就出现了另外一种宗教,即阿波罗崇拜。和放荡不羁的狄俄尼索斯不同,端庄宁静的阿波罗浑身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据说,阿波罗有一种特殊的超出我们凡人之上的智慧,他可以预测人们的未来。看过希腊悲剧《俄狄普斯王》的人们都知道,在著名的得尔福神示所里(Delphicoracle),有权威的男女祭司可以在一种精神迷狂的状态中获得阿波罗那神圣的预言。可以说,阿波罗的崇拜方式与狄俄尼索斯完全不同,它用理性的“升华”取代了感性的“宣泄”。

　正像西方艺术评论家勃纳德·贝伦森所承认的:“我们欧洲人的艺术有着一个致命的、向着科学发展的趋向。”

　　“升华”这个概念也来自精神分析学。在弗洛伊德看来,当人的原始欲望因不被社会接受而得不到直接“宣泄”的时候,就有可能转化为一种被社会所接受的行为,即将其“升华”掉。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比如在座的男士,如果喜欢上某个女孩,却又追求不到她,怎么办呢?那就像但丁一样,去写本小说吧。(笑声)
　　如此看来,日神和酒神是从同一现实生活中分离出来的两种彼此对立的宗教情绪。叶秀山先生认为:“如果说,阿波罗神是光明、智慧、理智的象征,狄俄尼索斯神则代表了玄暗、野性和放纵。”这两种相反的心理驱动预示着西方人的“民族心理结构”在古希腊出现了分裂:一个极端是理性,一个极端是感性。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国。与西方不同,中国古代没有酒神和日神崇拜,但是我们有道家和儒家信仰。同酒神崇拜一样,早期的道家思想也与母系文化之间有着影影绰绰的联系。我们知道,《老子》一书中有很多抱阴守雌、崇拜女性的内容,甚至有人认为,最早出现在金文中的“道”字,实际上是一个表征“胎儿分娩”的象形字。我们还知道,“母”字在《老子》中出现过很多次,但查遍全书,却只有一个“父”字,而且还是师父的“父”。我们更知道,老子所崇拜的理想社会,是一种极为原始的小国寡民时代,那个时代的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为什么要去追忆和留恋母系社会呢?显然是出于对父系社会所代表的文明制度的不满。所以,就同酒神崇拜一样,道家反对礼法对人的约束与控制,主张回到无知、无欲、无我的原始状态。究其原因,老庄在那套君君臣臣的关系中发现了不平等,在那种俯仰屈伸的礼仪中发现了不自由,在那些文质彬彬的外表下发现了不真诚。所以,他们要反抗对人的异化!

　漫步园林,我们自然也会赞美凡尔赛宫那对称的喷泉、整洁的草坪,以及被切割成几何图案的花卉和草坪,然而如若将它与苏州拙政园那将天地自然融为一体的园林艺术加以比较的话,就会发现,究竟哪个民族更具有“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