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民俗文化网 文章作者：盛燕 赵旭东
百元以上捐款者名字的目的意在将捐款的学者们包揽进来，达到宣传范庄龙牌会影响力的目的。从这一点看，应该是会头从学者一方获得了他们所需要的学术上的认同。
而右侧石碑是将龙祖殿成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识，其背面的文字详细记载了龙祖殿的建立以及龙牌会成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这段文字很好地体现了学者以及政府的外界力量界入使龙牌会得到政府的承认，并借博物馆之名盖了龙祖殿。龙祖殿是标准的庙宇式建筑，但其正门两侧所挂的牌匾则是“中国赵州龙文化博物馆”和“河北省赵县范庄龙牌会”。龙祖殿里称得上与龙文化相关的除了龙牌之外，就只有挂在墙上四周的“历代龙图”的介绍图了。如此一来，尽管与一般的博物馆不同，但是龙祖殿也算是具有了博物馆的作用了。高丙中用“双名制”[18]很好地解释了双名制在龙牌会运用的文化技巧，并且表现在公共事务领域成为一种政治艺术（高丙中，2006）。
在与刘其印谈话时，他提到称龙祖殿为庙必须慎言，因为盖殿的源由是出自于博物馆之名，但是把博物馆建成庙也是有违其初衷的。不过木已成舟也只能如此，刘其印说盖博物馆是为了让龙牌有个地方可以存放，其意并不在建成一个享受香火的信仰中心。但是，龙牌作为范庄的地方信仰是不可能让龙牌只作为龙文化的标志物而存放在某处，其实从一开始建龙祖殿就无法避免其作为庙的作用。笔者认为龙祖殿的双重性并不仅仅只在于其名称的两重性，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种公共事物所具有的两种意涵：第一种意涵是范庄龙祖殿对政府而言是博物馆，代表着龙文化遗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政府的认同，从一种地方信仰上升成为一种公共领域的文化代表，也因此而获得了社会公共空间的承认；第二种意涵是对范庄村民而言龙祖殿是供奉龙牌的庙宇，承担着范庄村民的信仰寄托，因此范庄村民们也并不拒绝龙文化观念的渗入。因此，龙祖殿的建成使政府、会头、百姓三者都实现了各自的需求，龙祖殿也是这三方互相作用、互相协调的结果。
有龙祖殿的修建，才有了从“家”到“庙”的过程。“家”是一种家庭的，内部的表征，而“庙”是公共的，外部的表征。从家到庙，也是龙牌会从地方信仰向公共事物——龙文化遗产发展的过程。2007年并不是龙牌会从“家”到“庙”发展的终点，而只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在地方精英的领导下，龙牌会将继续向前发展。而在普遍意义上来说，因为有地方空间的存在，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同、发展旅游业等，在获得政府的承认的前提下，中国各地的寺庙和宗祠复兴也正走在这样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高丙中，2001，“民间的仪式与国家的在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第38卷，第42-50页。
2．高丙中，2004，“知识分子、民间与一个寺庙博物馆的诞生——对民俗学的学术实践的新探索”，《民间文化论坛》，第3期，第13-18页。
3．高丙中，2006，“一座博物馆一庙宇建筑的民族志——论成为政治艺术的双名制”，《社会学研究》，第1期，第154-245页。
4．郭于华主编，2000，《仪式与社会变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5．李慰祖，1941，《四大门》，北平：燕京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学士毕业论文。
6．刘其印，1997，“龙崇拜的活化石——范庄二月二‘龙牌会’论纲”，《民俗研究》，第1期，第87-91页。
7．Selina Ching Chan, 2005, “temple-building and heritage in China”, Ethnology, vol 44 no 1, pp65-79.
8．陶立璠，1996，“民俗意识的回归——河北省赵县范庄村‘龙牌会’仪式考察”，第4期，第34-43页。
9．特纳，2006，《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0．王斯福，1996“农民抑或公民——中国社会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问题”，北京大学演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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