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为同一件文书被分成两段的P.t.818和S.t.705号文书[1]，题为《大瑜伽修习义》。内容是按照“八十经”来回答八十八章的质问。据录文、考证该文书的冲本克己讲，《大瑜伽修习义》引经据典的特点和内容均与P.t.116号文书有共同之处，只是文章的脉络有所不同。但二者之间是否有直接的联系，冲本未下结论。至于其他的敦煌大瑜伽派文献，他还举出P.t.837、841，S.t.470、667、710等，但另一位研究者本村隆德认为这些多不属于禅宗文献（注：木村隆德在《敦煌藏文禅宗文献目录初稿》（友人赠与笔者的拷贝件）中，疏理了他确认的敦煌藏文禅宗文书，并对每一件文书作了状况描写和内容提示，但未列出P.t.837、841,S.t.470三件文书。），甚至不应算作大瑜伽文献。

　　既然将引用了禅宗内容的大瑜伽系文献列入了广义的藏文禅宗文献的范畴之内了，那么，其他藏文佛教文献中含有禅宗内容，也应属于更广义的禅宗文献的范围，对于这一点，日本学者也有所研究和介绍。他们认为，敦煌藏文文献中的纲要式的阐述教理的文书即属于这一类，日本学者称其为佛教纲要书或宗义论书。这类文书多与其他藏文禅宗文献连写在一起，也表明了它们与禅宗有某些联系。另外，P.t.121号文书中有以《法门要论》为题的一段文献，其内容是三宝问答。汉文佛教禅宗典籍中有《三宝问答》等佛典，《法门要论》虽然不是《三宝问答》的直接藏译，但将其归为禅宗文献，也是不错的。由此推论，其他的佛教纲要书也属于禅宗文献。不过，日本学者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不是很多，这里暂不展开介绍。　　

　　四

　　日本学者对于敦煌藏文禅宗文献按内部进行的分类研究，大致如上所述，其中部分涉及到了这些文献的成书时间和作成地点等问题。对此，木村隆德发表了专门的成果，他认为，有些文献的具体成书时间目前难以确定，但大部分应是在吐蕃占领敦煌的786年至848年这60年间作成的。786年，摩诃衍从敦煌到西藏，792年至794年在拉萨桑耶寺与印度佛教展开辩论。这些禅宗文献恐怕是为这次辩论而准备的材料。将汉文禅宗文献译成藏文，也是为了在西藏与印度佛教进行辩论。在藏译的情况看，只有少数文献使用了《翻译名义大集》中的词语，该书成书于814年，因此，可以说敦煌的藏文文献基本上译于814年以前[5]。对于用藏文著作的文献的成书年代，木村隆德也作了推断，他说，S.t.709号文书《禅定顿悟门》（禅书）（注：木村隆德定名为《禅书》。），是奉赤松德赞王（742-797年）之命撰写的，因此在8世纪之前已经成书，是最初的藏文禅宗著作。《大瑜伽修习义》(P.t.818、S.t.705)的作者是赤松德赞时期出家的耶歇扬，他于850年或862年圆寂，木村隆德推测该文书成书于841年以前。他认为，宣扬摩诃衍“看心”教义的敦煌藏文文献，如前述的P.t.699号文书，是在吐蕃结束敦煌统治之后作成的，约成书于9世纪中叶以后，属于成书时间最晚的敦煌藏文禅宗文献。

　　关于敦煌藏文禅宗文献作成的地点，如前所述，大部分是在敦煌作成的。在吐蕃统治敦煌期间，敦煌地区汉、藏两种语言并用，汉文禅宗典籍自然成了藏文禅宗文献的基本材料。在敦煌地区翻译或著作藏文禅宗文献是理所当然的，但由于所有的藏文禅宗文献都没有标明其作成地点，因此，不能排除有些文献是在西藏地区或其他地方作成的可能性。对于这一点，还需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敦煌的藏文禅宗文献只是敦煌藏文文献的一部分，藏文文献又是佛教文献的一部分。敦煌文献中的各种文献都可能有着有机的联系。有些文献有的现已身首异处，难以恢复其原貌，这就给研究造成了诸多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起步并不太早的日本学者对藏文禅宗文献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如上丰硕的成果，可以说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领先于国际敦煌学界。如果将敦煌文书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将汉文佛教文献与藏文佛教文献结合起来探讨，甚至将藏文文献与佛教以外的非藏文文献结合起来研究也会取得更大的成就。（来源：中国文学网）

　　【参考文献】

　　[1]冲本克己．敦煌出土藏文禅宗文献的内容[C]．讲座敦煌8：敦煌佛典和禅．东京：大东出版社，1981．

　　[2]关于藏译《楞伽师资记》[C]．佛教文献研究，京都．1968．

　　[3]小畠宏允．西藏禅宗和《历代法宝记》[C]．禅宗文化研究所纪要．第6号．1974．

　　[4]上山大峻．敦煌出土藏文禅宗资料研究[M]．佛教文献研究．第13集．1974．

　　[5]木村隆德．敦煌出土藏文禅宗文献研究的性质[C]．讲座敦煌8：敦煌佛典和禅．东京：大东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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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国家文学信息网 2007年01月0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