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布洛陀”、“姆六甲”作为文化始祖的一些共性还表现在壮族民间文化叙事或民俗中逐渐固定的传统方面。如有的学者认为,虽然布洛陀与姆六甲的关系在神话叙事中有所不同,但实质是一致的,并提出:“首先,他们是一对同进同出的‘倌叭’(Gvanbaz,即夫妻):比如《寻水经》说布洛陀与姆六甲居住在同一个村子、同一个房子,人们‘去请布洛陀,去叫姆六甲’,都要‘到山脚去请,到岩洞去找’;其次,他们是一对宇宙万物的‘伯乜’(Bohmeh,即父母):经诗里常称布洛陀为‘布佬’(Bouxlaux,即男主神),称姆六甲为‘乜佬’(Mehlaux,即大母神);再次,于人类来说他们是一对德高望重的‘剖娅’(Baeuqyah,即公婆):‘万事他知晓’,人们的一切幸福‘全凭布洛陀’,人们有什么都可以到‘母神前还愿’,并且都能够心想事成。”[8]这些现象都可以作为男女文化始祖塑造方面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注脚。
2.男女文化始祖的性别特征具有相对稳定性。无论是单独叙述布洛陀、姆六甲生平事迹的神话,还是混合叙述布洛陀、姆六甲的相互关系及其丰功伟绩的神话,都毫无例外地关注到二者各自的性别特征。神话中不乏对男女生殖器的极具夸张的描述,甚至有时还会把造人(生育后代)的能力从女神姆六甲移植到男性始祖布洛陀身上,但针对各类相关神话的主体而言,更为突出的是强调了男女始祖不同的性别特征,如布洛陀、姆六甲除了都有上述开天地、造万物、制定社会规范的业绩外,最突出的就是标志他们人类始祖身份的“造人类”,不同神话文本几乎包含了他们单独或共同“用泥造人”、“感风孕生人”、“结婚生育人”等绝大多数类型。这些类型叙事中的许多细节又关注到男女始祖的性别身份,如流传于广西大化《姆洛甲出世》中所描述姆六甲张开双脚坐下来变成一个容纳万物的岩洞,具有强烈的生殖象征意味;流传于桂西一带的《布洛陀》中描述布洛陀把阴茎变成一支赶万物的神鞭,极力夸大男女生殖器的神奇。除这些直接描述外,其他许多细节也带有性别的印记,如《姆洛甲分姓》、《姆洛甲叫仔女分家》等神话中表现出母系社会中已经开始姓氏与家庭,而《布洛陀定万物》中所描述的布洛陀把天地造好后,万物无名,不知如何生长和传宗接代,于是掌管万物生死大权的布碌陀,一一都给安名定姓,制定它们的生活和发展规律。这类叙述说明,到了父系专权的时代,作为男权代表的布洛陀已经取代女性掌握了生产生活的支配权。尽管随着后来社会生产形态和人文环境的变迁,但男女始祖的性别特征的本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其原型意义根深蒂固地融合在民俗之中。如不少人认为,姆六甲作为女性祖先神逐步演化为民间生育神,有的称之为送子的“花婆”、“花王圣母”等,说她管理着花山,栽培着许多花,她送花给谁家,谁家就生孩子。并且花有红有白,代表的性别不同,送白花生男孩,送红花生女孩。有的家庭孩子生病也要请师公做法事某报花婆,甚至一些壮乡在新婚夫妇的婚房、生育婴孩的产房等也要设花婆神位等。这些民俗观念均源于“女始祖”信仰或“女生育神”原型。
3.神话叙事的文化意蕴和反映的历史内涵是客观不变的。许多神话内容在表象上似乎是通过想象或幻想对自然界或人类社会加工的产物,是虚幻荒诞的,其实不然。神话之所以被人们称为人类文化发展的大传统和人类发展历程的口述史,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诸多神话母题所包含的文化意蕴具有经典性,其反映的历史事件具有客观性。以布洛陀、姆六甲婚姻关系的演变为例,其实质不是文学创作上的主观虚构或文字游戏,而是对真实婚姻历史进行的一种移花接木式的客观再现,只不过是把不同的婚姻阶段的事实放置在两位男女文化身上而已。通过布洛陀、姆六甲的关系变化,我们可以洞察出人类婚姻艰难的历程,不仅可以发现人类早期的“婚姻”兼有性爱、交媾或其他有关两性活动等多种复杂因素,而且可以通过姆六甲早期的单性繁殖和感风而孕寻找到母系社会时代“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社会组织形态,通过布洛陀的单独造人看到古代父系社会时期曾经存在的“产翁制”,通过姆六甲向布洛陀求婚被拒绝发现父权制建立之后女性地位的降低,通过布洛陀与姆六甲繁衍的后代兄妹成婚繁衍人类看到人类婚姻史上曾出现过的血缘婚史实,通过布洛陀与姆六甲以夫唱妻和的形式为后代传递婚姻经验和生存智慧看到婚姻与家庭的产生对人类社会的全面推进,等等。这些不同的母题或情节虽然看似荒诞地强加在两个文化始祖身上,其结果却构成对神话文化真实的再创造。从这个角度讲,神话只是借助特定祖先名称的“外壳”而保留了弥足珍贵的真实历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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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黄诚专.布洛陀的传说[EB/OL].http://hongdou.gxnews.com.cn.
[8]罗志发.“伯乜观”:万物生成的独特阐释——《布洛陀经诗》的性别哲学研究之一[J].广西民族研究,2007(2).
(本文首发于《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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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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