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巧晖]新秧歌里的“民间”-中国民俗文化网

[毛巧晖]新秧歌里的“民间”

二、新秧歌里的“民间”

“新秧歌中，男的头上扎有白色英雄结，腰束红带，显出英武不凡的气派；女的服间缠着一根长绸带，两手舞着手绢，踏着伴奏的锣鼓点起舞，动作细腻而泼辣。男的领队手执大铁锤，女的领队手握大镰刀，分别代表工农。男、女秧歌队员全体出场后，先跑一个回场，然后男女分开，各自围绕成两个圆圈舞蹈。后来，男女两队汇合起来，女的绕成一个小圈，男的在小圈外面舞蹈。跳了一会儿，然后两队又再分开，接着就有一队装扮成八路军战士穿插进来，这时，秧歌舞队形内有了工农兵，变化就更多了。霎时唢呐吹响了，场子里一片欢腾声，大家都唱起边区大生产的歌曲，一面歌唱，一面表演‘工农兵大生产’。”（吴晓邦，1992：334）

从这段描述中可见，秧歌从外在造型到所表述的内容都发生了变化。旧秧歌所表述的民间是“非官方”，仅仅是一个与官方相对立的模糊概念，它的主体包括社会各阶层，“……南宋元霄舞队中的村田乐，扮演有花和尚、花公子、打花鼓、拉花姊、田公、渔夫、货郎等，这些扮演各种各样的人物，边走边表演各种姿态，杂沓镫街，以博观众之笑”。（丁一波，2001）新秧歌的形式则是用镰刀、铁锤以及军人将民间的主体界定为工农兵。内容上旧秧歌主要为娱神兼顾娱人。最初民间秧歌都是即兴表演，没有构成一定的人物关系和矛盾冲突，因而没有故事情节，正如《岭南杂记》载，“潮州灯节，各坊市扮唱秧歌，每队十二人”，“进退而歌”，“辄扮秧歌，锣鼓合之，舞毕乃歌，歌毕乃舞”。南方扮渔夫、茶女，北方扮樵夫、农夫、村姑、牧羊女，有的化装为戏剧人物，俗称“混秧歌”。分文场与武场，文场重唱，武场重舞。“有模拟飞禽走兽、鱼龙虫鸟的形象，据说还有表演民间爱情故事和传说的舞蹈。表演者都是民间武术的能手。他们的舞蹈动作和姿态，大多是从民间武术中采摘并糅合的，显得灵巧有力。这些艺人们的表演技巧很高，保留了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武术中精采的身段”。（吴晓邦，1992：335）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经过劳动人民不断修改、加工，秧歌艺术逐渐有了故事，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物，人物互相之间形成一定的矛盾、纠葛，人物在表演动作的同时，还有按民间曲调演唱的唱词，但不直接表现民众的现实生活。新秧歌力图反映的则是民众的生活。周扬在观看了新秧歌节目后指出，“节目都是新的内容，反映了新边区的实际生活，反映了生产和战斗，劳动的主题取得了它在新艺术中应有的地位”。当时的人们则认为“新秧歌演的都是咱们自己的事情，咱们村里也有这样的事，回去也闹一个”。（李波，1985）由于现在对于当时新秧歌演出场景以及活动无从考察和恢复，因此只能从现存的秧歌剧本中进行分析。

新秧歌的主题首先就是生产劳动。1941年开始，国民党军队加紧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封锁，日军也将边区作为主要的进攻目标，造成边区在军事、经济和财政等方面的紧张。为了克服经济生活的困难，边区重视生产劳动，将农业生产置于第一位，奖励、塑造劳动英雄。从1942年至1945年间，解放区的秧歌剧共有169篇，涉及生产劳动的秧歌剧，初步统计有64篇，占总数的38％。其中直接涉及开荒的有《开荒》、《开荒前后》、《兄妹开荒》等。最著名的就是后者，它以表彰劳动英雄马丕恩父女为创作原型，用两兄妹的声音“向劳动英雄们看齐，向劳动英雄们看齐！加紧生产，不分男女，加紧生产不分呀男呀哈男和女”，（张庚，1977：45）号召民众积极劳动，树立爱劳动的价值观，对二流子进行批判。《一朵红花》赞美积极劳动的妻子，批评好吃懒做的丈夫，“谁像你懒畜生，光吃不拉，我就要送政府把你斗争！”（张庚，1977：54）“我是哪辈子亏了心，养下你这个坏呀坏东西！叫声妇女主任，把他带到县上，游他的街来，丢他的人！”（张庚，1977：60）《动员起来》通过张栓、张栓婆姨以及村长之间的对话阐述了民众对变工队的怀疑以及政府的动员工作，宣扬合作社的优点。《货郎担》中货郎说道：“咱们是合作社生意，给大家办事的，又是大家组织起来的，还能哄人啦？”（张庚，1977：311）买者李大嫂夸赞“合作社真好”。（张庚，1977：314）秧歌成为动员和教育群众坚持抗战、发展生产的有力武器，成为革命的符号、启蒙的号角，这样，以大生产为内容的新秧歌就随着延安当时的大生产运动迅速地发展起来，成为新秧歌所表现的一个主要“民间”主题。

其次是民众的政治生活。在169篇中涉及政治生活的秧歌剧初步统计有19篇，占总数的11％。尽管相对数量较少，但一改以往秧歌中较少涉及政治的局面，配合当时边区的选举运动、反对迷信、减租减息改编了《选举去》、《破处迷信》、《减租》等秧歌剧。

再次是新型家庭关系。旧秧歌的一个主题就是婚姻生活及老百姓日常生活琐事，也就是民众的家庭生活方面，这是民众生活的一个主要场域。新秧歌中它仍然是一个主题，但是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家庭关系中最重要、最基础的就是夫妻关系，它在新秧歌剧中占了很大比重。在1942年至1945年的秧歌剧中，有9篇直接描述夫妻关系，其他涉及开荒、逃难、拜年、竞赛、识字、拥军等主题的秧歌也是通过夫妻关系展开。《十二把镰刀》中王二与妻子之间是一种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看你咧旧脑筋，如今女人跟男人一样，男人干的事情，女人也能干”。（张庚，1977：6）“我看你这人，刚从外边来，没有一点‘观念’！你这人肚子里一点‘文化’都没有，我不跟你说话啦”。（张庚，1977：7）“边区政府是咱老百姓的政府，八路军是咱老百姓的军队，人家爱护咱们，咱们就应该帮助人家。你看我从前在外边当铁匠赚不了钱，种地不够吃，全凭革命，才有今日。就拿你来说，不是因为边区政府好，我哪有法子把你搬到这里来过日子？你还不是在娘家做针线，受苦受罪！现在打日本救中国，大家苦干，咱老百姓应当好好帮助政府，政府才能有办法；政府有办法，才能赶走日本鬼子，咱们的日月光景才能过得好，你应当明白这个大道理才是”。（张庚，1977：8）《夫妻识字》中夫妻共同学文化，妻子因为丈夫不认字要惩罚他，“要是认不得，我叫你饭也吃不成，觉也睡不成，黑地里跪到大天明，看你用心不用心”。（张庚，1977：288）《买卖婚姻》则是宣传新的婚姻法。参不参加变工队成为夫妻争执的主题，《大家好》中张老四和张妇因没有参加变工队互相埋怨。新秧歌中展现了夫妻间新型的关系，他们的生活围绕着当时的社会主题展开。《一朵红花》中婆婆赞美、欣赏媳妇；《妯娌要和》则直接叙述妯娌关系以及处理好这种关系的重要性；《小姑贤》则描述家庭中女性之间的另一层关系，但是都一改旧剧中姑嫂、婆媳关系的恶劣，而强调彼此之间的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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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本文责编：王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