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达]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中国民俗文化网

[陈先达]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道德观念中的相对主义实际上是非道德主义，是道德虚无主义。如果说损人利己对资产者来说是一种道德的话，那有什么行为是不道德的呢？如果说杀人越货对强盗来说是道德的，入室偷窃对小偷来说是道德的，吸毒、嫖娼，总之一切最坏的行为都可以被当事者认为是道德的，这样一来还有什么道德不道德的问题呢？

道德是关系到人如何处理个人与他人的关系的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之所以被纳入道德范围来考虑，是因为对自然的破坏实际上是对所有人的利益的损害。这是生态伦理学能成立的根据。正因为道德是调整人与人的关系的规范，因而道德按其本性来说不仅有利于维护自己正当的个人利益，更重要的是它具有理想性、自我约束性和利人的特性。道德包含理想，如果道德极端务实，不包含任何超越现实的因素那就不是道德而是规则；道德是自我约束的力量，它规范自己的行为而不是放纵自我；道德这种社会现象的出现有利于社会稳定，有利于人际关系的调整，道德包含某些在必要时自我牺牲的因素。我们不主张片面的利他主义，但道德中包含利他成分是不能否定的。绝对的利己主义不可能是道德的。以自我为中心，把对我有利的都说成是道德的，就必然导致混淆道德与非道德的界线，导致道德虚无主义与非道德主义。

儒家道德的特点是富于理想主义、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精神。儒家道德是理想主义的，它追求自我完善，力图通过道德塑造理想人格。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孟子也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儒家非常重视气节、人格。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义也。”儒家提倡：“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提倡子女孝顺父母，“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儒家最理想的人际关系，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儒家强调人的社会责任，积极入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倡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个人与家庭、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儒家提倡的是群体意识。儒家非常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提倡“为仁由己”。“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主张“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要求人们“吾日三省吾身”。儒家注重个人的内在修养以达到道德的完善，这表明他们把人看成是可以改变的，关键在于加强个人的道德修养。中国传统道德之所以具有当代价值，根本原因在于它的优秀成果与我们力图达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目的是符合的、相容的。

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其中特别是儒家道德，长期以来影响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人民，包括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炎黄子孙彼此认同的思想文化纽带。道德观念一致是情感的重要方面。弘扬我们道德中的优秀传统，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爱国主义的感情。

弘扬中华民族优秀道德有利于社会稳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我们的社会仍然存在矛盾，特别是各种各样的人民内部矛盾。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各种利益集团的出现和激烈的竞争，以及某种程度的分配不公，使人与人的关系存在某种紧张。许多问题的正确解决当然要靠深入改革、加强立法，但道德调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我们应该弘扬传统道德中的“和为贵”的原则，以调节和削弱竞争中出现的人际关系的紧张；应该弘扬传统中的尊重他人、尊重群体的观念，正确处理个人和集体的关系。

在市场中，利益是一种驱动力。但不正当的逐利行为可以败坏个人道德。因此，在市场活动中，加强个人道德修养是一个重要问题。儒家道德中的理想主义，代表的是一种追求，一种激励，一种对自我的超越。它的处世原则中的积极成分，对于在市场下过分个人化、实利化、世俗化的价值取向，可以起到一种自我调节、自我化解的作用。在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文化的建设中，批判地继承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道德伦理中积极因素是完全必要的。

我们不赞同后现代化理论。儒家文化并不是后现代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也不是治疗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良药。但是作为前资本主义社会道德的儒家伦理观念，是以人对人的依赖关系为内容的，它包含着某些对以物为中介的人与人的关系的道德观念的超越。这种超越人与人的物的关系的内容，可以在新的条件下以新的观点进行重建。因此我们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对中国以至对世界的价值，批判继承这份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并发扬光大。完成这个历史的重任，是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中国人民对世界文化的新贡献。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8、379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63页。

［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1页。

［5］《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8页。

［6］《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3－664页。

［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4页。

［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4页。

［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9页。

（本文原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02期，第3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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