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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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小伟]关圣帝君在海内外华人地区设置及其影响


作者:胡小伟       来源于:中国民间故事网

这在台湾关庙中颇具代表性。笔者曾应该庙主委吴朝煌亲邀,参加礁溪协天庙1997年一月举行的醮仪及首届两岸关公文化研讨会,亲见仪式庄重,信众云集的盛况,成为全台湾一时新闻。后又顺道拜访了台湾其它一些关庙如日月潭文武庙、台南开基武庙等,深感其成长之速,根基雄厚。
由于日本明治维新中亟需建立自己的神道祭祀体系,曾首先开始“去中国化”(de-Sinicization),将曾经供奉的中土诸神包括关公一概撤祀,并且在台湾、大连等直辖地区毁像撤庙。礁溪协天庙正因神像被保存下来,才成为一方盛景的。光复以后关帝庙在台湾迅速恢复,而以1989年解除“戒严法”以后增长最为明显。台湾省政府曾对所辖县市从事调查(台北、高雄两市除外),当时关帝庙、宫、堂总共431庙。1997年一月宜兰县礁溪协天庙举办台湾“关圣帝君两岸文化交流座谈会”时统计,台湾地区与会之宫、庙、堂、坛、会共有950个单位。较十年前增加一倍。
地名  解严前 解严后  地名   解严前 解严后  地名  解严前  解严后 
台北市  5   116   台北县   26   156  基隆市   7    47 
高雄市  13   53   花莲县   5    21  桃园县   10   35 
新竹市  3    9   宜兰县   23   58   台中县   13   33 
台中市  13   28   嘉义市   3    6   新竹县   6   11 
苗栗县  28   50   高雄县   39   53   彰化县   34   59 
南投县  30   41   台南市   11   18   台东县   9   15 
嘉义县  14   17   云林县   58   64   台南县   42   49 
屏东县  22   24   澎湖县   17   16 
其中台北市、台北县(即大台北地区)增长最快;其次是基隆、高雄两市,都是台湾经济发达的地带。其它县市则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大体而言,北部地区大幅增长显著,中南部地区原有庙宇较多的市县增长相对缓慢,而以经济相对滞后的澎湖列为最后。据台湾友人介绍,随着台湾的开放和经济起飞,关羽信众也由光复时第六位提升到第二位,约八百万许。尤其是商家笃信致富之正道,而政要为了拜票也频频现身主要关庙,拈香谒拜,虔敬致祷。
 
三,走西口与闯关东中的关公崇拜
 
同样移民潮,还有“走西口”与“闯关东”,限于篇幅不能展开,略带数语。
“走西口”主要指两个趋势,一是晋商驼队及个体商贩的经商运输活动,二是山西、陕西及河北移民随着牧区改为农区或者农牧结合区西北向迁徙。随着对于外蒙古诸部及俄罗斯商道的开拓,这种模式亦渐次沿着晋商驼队的足迹延伸,逐渐覆盖了内蒙古西部。晋商和山西移民也把家乡信仰带至新的聚落。据说清代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就有七个关帝庙,其中“大盛魁”是晋商在蒙古地区活跃时间最长,影响最大,资本也最为雄厚的商号。他们开会议事办公的地点就是关帝庙。俄国科学院院士李福清说:
 
“在18世纪中关羽崇拜在蒙古族流行较广。1772年(干隆三十七年)在俄罗斯工作的德国学者巴拉斯(P.S.Pallas)在西伯利亚旅行时,参观俄罗斯恰克图(Kjakhta)及对面的(属于清朝中国)买卖城时,也参观了那里的关帝庙(大概是北部最远的关帝庙)。当地的蒙古人告诉他,这就是格斯尔庙。”
 
证实晋商已把关帝庙修筑到他们力所能及的最远所在。此外蒙古王公也开始将世代经营的放牧地改为农牧混合,所以这一带虽然地方人稀,却出现了中国最为正规的关帝庙。民国二十四年《察哈尔通志》记载坝上张北县(今属河北张家口市)有二十四座关帝庙,无论数量还是规格,都堪称范例。
相比前两者而言,“闯关东”的开辟草莱,白手创业,则更类似于美国19世纪的西部拓荒。
有证据说明,干隆十九年东巡已把国家对于关羽的崇拜带至东北。他曾为关外数座关帝庙御书匾额,干隆《吉林志书》记载,当时仅吉林已有12座关帝庙。考虑到到当时地广人稀,这个数目几乎涵盖了当时吉林地区的所有大聚落。光绪十六年(1890年)俄罗斯汉学家伊万诺夫斯基(А.О.Ивановский)曾在东北作过民俗调查,发现老百姓来自各地,信仰颇杂而喜集中供奉,反映了农垦文化的特点。其庙祀多为九神(关帝、黑脸龙王、红面火神、四首或六手马王、牛王、药王、虫王、苗王、财神)同供,而率以关帝为首。
近代地质普查确认了关东蕴藏了丰富的煤铁矿藏,关外日俄势力开始在东北角逐争胜,而工业化进程也使清廷加速了关外移民及开发的力度。而关外新移民聚落的形成,往往都以修建关帝庙作为见证。如《吉林乡土志》言:
 
“盘石县草庙子:于清光绪二十六年间,由开荒人作开荒之纪念,建筑关帝庙一座,上用草苫,故名草庙子。” 
 
即是典型一例。光绪以来几乎每隔一二年,就有一所关帝庙修建,也意味着一个新的移民聚落形成。东北方志因为晚近,反而成为记录最为详实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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