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清末、民国时期的“自鸣钟”

　　步入清末民国，这是中西文化的第二次激烈碰撞，西方文化在中国社会中传播的第二个高峰时期。随着“自鸣钟”在中国的成规模生产和西方传教士更为新颖的西方器物的引进，“自鸣钟”的时尚效应已经逐渐淡出了上层社会。加之中国被英国、日本等列强相继武力侵略，封建腐败的清政府无力与之抗衡，中国随时都有亡国的可能。因此，大部分文人志士的目光便由“西方奇器”转向了“船坚炮利”的西方武器和比封建制度更先进的外国政治制度的探索上。温文尔雅的“自鸣钟”已无法满足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激进文人救国救民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如从民国史料记载中，只有《戊戌政变记》《雪桥诗话》《清史稿》三种文献出现“自鸣钟”一词就是很好的证明。“自鸣钟”已经无法作为西方文化的标志，再度被人追捧，让人垂涎。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自鸣钟”走向了穷途末路，我们在此时新的传播工具———报纸上找到了大量有关“自鸣钟”的记载。以1872年开始发行，1949年停刊的《申报》为例，我们检索到11820条“自鸣钟”的记载。为此，我们认为这是“自鸣钟”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从上层社会向世俗阶层转移的一种表现。如1919年《申报》对某活动得奖章程的记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得奖章程

　　头奖一张得二兩金镯一付

　　二奖一张得七钱金镯一付

　　三奖一张得五钱文明镯一付

　　四奖兩张各得二钱金戒一只

　　五奖四张各得银表一只

　　六奖五张各得自鸣钟一只

　　七奖念张各得洋伞一把

　　八奖（一百）张各得花露水一瓶

　　九奖（二百）各得本场遊券兩张

　　开彩五日后未领者一概作废

　　在此篇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时期“自鸣钟”不过是平常物件罢了。无论是自身价格还是普通百姓拥有量，与早期的“自鸣钟”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它淡化了早期的时尚形象，以自身的实用价值正式融入到中国社会的世俗阶层。如果剔除掉“西洋自鸣钟”的“西洋”二字，也许已无人知晓此器物本是来自于中国之外的“舶来品”。

　　自此世俗社会对“自鸣钟”物质层面的需求也在此时正式彰显出来，“自鸣钟”正式与平常百姓的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申报》1914年9月刊登了一则这样的报告：

　　照规定章程办理营业时间在上午九时至十二时，一时至四时恐未周知，特此通告。

　　在“自鸣钟”出现以前，中国社会还停留在燃香计时，观日、月、星辰的位置估时，用子、丑、寅、卯、辰、已、午、未、申、酉、戌、亥分时的阶段。即使到了清末光绪年间，虽宫廷中已大量使用“自鸣钟”，然而仍然采用传统的时辰刻和西方的分秒时两套计时系统。直到“自鸣钟”的价格降低到普通百姓家庭所能接受的范围，西方精确的计时系统才正式融入中国社会，“自鸣钟”才成为人们开门营业、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大量的历史资料，也为我们对此时期有关“自鸣钟”的定量研究提供了条件。

　　首先，在剔除掉“自鸣钟”表其他词义，仅留下“自鸣钟”表报时、计时义，我们统计词频发现：

　　

图2：“自鸣钟”表计时义的词频变化

　　在《申报》逐渐成为热门的传播工具的同时，“自鸣钟”出现在报纸的词频呈逐年稳定上升趋势，1880~1890年间达到峰值。第一，这反映了“自鸣钟”1880~1890年间在中国世俗社会影响的最大化。各家钟表行买卖“自鸣钟”的广告在《申报》中随处可见，“自鸣钟”正式走进了平常百姓的生活。第二，这反映了钟表行业，乃至中国整个工业体系的蓬勃发展。普通百姓有购买力的物质需求带动了钟表工业褪去华丽的外表而明确更为务实的发展方向，新的发展方向以及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升带来了生产成本和价格的下降，价格下降又再次刺激了人们的购买欲望，进一步增大需求，从而促进了钟表工业的良性循环。但是，“自鸣钟”一词的词频自1890年后却持续下降，这并不意味着“自鸣钟”失去了自身的价值，人们不再需要“自鸣钟”一类的计时工具，反而标志着中国社会正在快速向前发展。为了满足中国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的需求，技术革新和外来新技术的应用，不断推动着钟表工业向更高层次发展，新的计时工具出现，或替代，或包容，或创新，它们以全新的面貌、更加实用的功能渐渐超越了“自鸣钟”。自此“自鸣钟”失去昔日的光环，悄然退出历史的舞台也就在所难免了。到了《申报》停刊的1949年之前，我们已经很难找到“自鸣钟”一词了。

　　“自鸣钟”集合体的词义逐渐被更简便的“钟表”一词所代替。为此我们也找到了词频方面的证据：

　　

图3：“钟表”的词频变化

　　比较图2和图3，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在“自鸣钟”词频逐年下降的情况下，“钟表”一词的词频则在逐年上升。“自鸣钟”单一报时、计时器物的词义，也在此时因实物的逐渐消失，而被各种更精确指代新功能的计时器物所代替，如“闹钟”“挂钟”等。

　　这里所表现出来的不仅是“自鸣钟”的发展与消亡，同时也体现出一个时代的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由此消退。随着时间的推移，自明朝末年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不是永恒的，“自鸣钟”所承载的西方文化在第二次新型文化的冲击下，无论从物质层面，还是在精神层面都无法再度满足中国社会的需求，它被新的文化延续或取代。但是，它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因为有了“自鸣钟”，有了由“自鸣钟”发展而来的计时系统，才会出现现代化的管理，才会出现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医疗、现代国防等等现代科学技术。

　　四、结语

　　时至今日，我们已很难找到“自鸣钟”的实物，见到“自鸣钟”的尊容。回顾明末以来“自鸣钟”在中国的发展、变迁史，不难发现它实际上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近代史，也就是说，“自鸣钟”从一个侧面描述了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变迁以及中国社会的发展概貌。“自鸣钟”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曾经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为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发生、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它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清朝中期以后“自鸣钟”从宫廷走向民间，从皇帝、士大夫的奢侈品变为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必需品。从表面看，它记录的只是“自鸣钟”的一段发展历程，实际上它反映的却是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一部“自鸣钟”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中外文化碰撞史，是一部在“闭关锁国”复杂背景下，西方文化的渗入史。深入研究“自鸣钟”文化，对我们研究以“自鸣钟”为载体的近代中国社会，对我们进一步认识外来文化对中国社会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影响必将提供有益的帮助，也将为中国政府近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全球发展战略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本文原载于《文化遗产》2018年02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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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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