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源流与流变

　　据《历代神仙通鉴》记载，东汉中后期，朝野黑暗，沛国丰邑人张陵弃官入川，学道于鹤鸣山中，改革当地原有的巫道，开创了五斗米道。五斗米道借助尧在历史上的显赫地位和影响，尊奉为“天官”，临摹其画像置于礼仪场合，并在他的诞辰——正月十五组织各种祭祀活动。天长地区民众每谈及“天官画”，多以此附会其源流。

　　巫鸿在《礼仪中的美术》一书中，曾把从属于宗教礼仪场合的“汉代杰作”称为“礼仪美术”(ritual art)。“天官画”什么时候传入天长，为什么最终主要在天长地区流传，由于相关文献不足，难以详考。不过，天长地处洪泽湖畔，历史上重灾频发，可能是尧“为民除害”的行为更符合天长百姓的心理，也可能与“尧生天长”的传说有关(史书记载尧为山西临汾尧都人，但近年来有天长学者考证“尧生天长”)。“天官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王立成说：他小的时候，周围的人都特别尊崇尧。他家祖传的“天官画”谱中，有幅身穿大红袍、手持“天官赐福”的“天官”，大家一致认为描绘的就是尧的形象。

　　五斗米道的宗旨是修道成仙，张陵创教时，有“弟子户至数万”，至其孙张鲁时已独霸一方，在四川盆地开创了中国史上第一个政教合一的道教政权。五斗米道追求长生不死，主张修道成仙，攀登升天。20世纪，我国考古人员曾在四川盆地及汉中一带发掘出大量的钱树及钱树座。其中在成都郊区出土的一尊陶制钱树座，是一座圆柱形高耸入云的山峰，若干行人正在不懈地登山。有的已经登顶，有的接近顶峰的第三层，后随者仍在第二、第一层艰苦跋涉。细细观察，钱树座表现的是峰峦叠嶂的仙山，每重山峰都有“天门”，穿越过去就是新的境界，而最高的境界是山顶的天界。行人登山的目的是求仙，到达山顶即表示求仙成功进入天堂。现在的五段式“天官画”作品，与这尊钱树座图形非常相似，如对山的结构和登山过程的表现，以及从第一层艰苦跋涉至第四层登顶成仙的四段式图形。从美术图形角度考量，它或许就是“天官画”段式作品的雏形或最初的泥胎，是那些梯形的、以健康长寿等为主题的“天官画”的起由。

　　据美国学者苏珊·埃里克森(Susan Erickson)统计，迄今发表的出土钱树和钱树座已逾80尊，除少数为东汉中期以及三国和晋代的以外，其余大部分为东汉下半叶。其分布区，“北起陕南汉中附近，经广元、绵阳、三台、广汉、彭县、成都、新津、彭山、庐山，南至西昌、昭通……其主要分布呈带状，与(五斗米道)二十四治的分布基本相合”。五斗米道二十四治的总部为阳平治，上治在彭县，下治在新都，张鲁时迁至陕南汉中勉县。这三地均有摇钱树出土，阳平治所在地有三尊。由此可见，这些钱树或钱树座与五斗米道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1989年，绵阳何家山一号崖墓出土了一面“三段式神仙镜”，镜面被两条水平线划分为三部分，画面结构与上述钱树座的结构基本一致，图形、图中形象勾勒方式及内涵表示等，与天长“天官画”分段式作品更为接近。据日本考古学家林巳奈夫分析，“三段式神仙镜”上部的中心图像是“华盖”，表示北极星侧方的华盖星座，是最典型的祥瑞显示；侧方那位形体较大、肩生双翼的是天皇大帝，居天之北极；中部为西王母和东王公；下部呈“8”字形的是“连理树”的变形，也可能为传说中的“建木”(即古代神话中的一棵巨树)。这种三段式表现方法及镜中的“天官”(如天皇大帝、西王母、东王公)、吉祥物(如华盖、连理树)等，也是现在绘制“天官画”常用的方法与主题；镜中的局部纹路与现存的一些“天官画”能够一一对应起来。

　　巫鸿在详细考察了神镜后，对“天官画”与五斗米道的关系提出如下论点：其主要内容与早期道教的目的一致；其中的一些特殊象征图案，标识其主人为五斗米道信徒；同期发现的铜印、题记、炼丹药物及神仙镜等材料，也多说明其主人为五斗米道信徒；画像中正面端坐的神像，可能代表着五斗米道信奉的神祇；镜中的“华盖”图像，表明早期道教对老子的非偶像崇拜，而“建木”形象则反映了五斗米道对传统神话的改造利用。巫鸿还认为：“四川画像的产生和发展远比东部要晚，大约从2世纪末至3世纪初才达到繁盛时期。而这一时期正是道教从东部传入四川后长足发展的时期。”

　　透过这面“三段式神镜”，我们不仅清晰地了解五斗米道与“天官画”是如何“结缘”的，也似乎越过千年时空，看到了一幅最古老、最原始的“天官画”，如对天皇大帝、西王母与东王公等“天官”的信仰与崇拜，分段的排列模式，以及将“天官”与吉祥物紧密结合的方式等。天长“天官画”至今仍在沿用，所不同的是，现在的“天官画”由于“天官”和吉祥物的逐渐增多，有时需要用更多的段式来表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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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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