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政府主导下的礼俗互动

　　出于不同的目的，政府主导香会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大概可分为政治活动、文化建设活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

　　1.政治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村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伴随京郊土地改革，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的完成，特别是市—区—乡(镇)—村的基层政权架构的形成，原先的国家政权、士绅、农民的三角关系被国家政权与农村的双边关系取代。国家力量向农村社会的渗透加剧，国家与农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着越来越直接的联系。香会被国家选中，成为加强和巩固社会秩序的有效工具。1950年左右，香会之外的各种传统活动基本都停止了，惟有香会被国家或国家部门所征用，参加国家的各种庆祝活动。由此，香会活动被赋予浓厚的政治意义，与国家的关系空前紧密。“国家在节日活动、重要庆典中让民间花会表演，最直接的功能在于借助它们制造热闹场面。”香会表演的喜庆、欢乐氛围，符合国家建立之初的安定局面的需要，成为被选择的文艺形式并非偶然。香会表演呈现的“普天同庆”“与民同乐”的象征和寓意，适宜表达对国家已有成就的肯定和未来的期待。“国家把民间仪式纳入国家事件，让民众通过仪式参与国家活动……国家与社会在仪式上的互动，实际上是‘治理’这种新的行政方式的演练，有利于国家与社会今后更加广泛地建立‘治理’关系。”村落香会被征召参与国家以及所在社区的政治活动，礼俗互动表现得尤为明显。

　　第一，香会被征召参加国家庆典，营造喜庆欢乐的氛围，并增强对刚成立的新国家的认同。

　　新政权努力拉近自己同民众的距离，为接下来一系列改革铺垫基础。面对国家的征召，香会会员兴奋而激动，参与国家重大历史事件给他们带来前所未有的自豪感。在某种程度上，农民首次与国家的历史进程直接联系在一起，成为重大历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在调查中，几乎每档香会都讲述了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建国十周年的天安门表演等庆典活动的经历。作为民众代表的香会被征召参与事件完成之后的庆祝活动。三大改造过程中的香会报喜也颇具代表性。1956年10月，北京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面改造，丰台、南苑两地分别组织上千人的香会队伍到市委、市政府报喜，近20档香会参与，并到天安门广场表演。

　　第二，国家一些军事运动的推进需要香会的配合和助力。

　　1952年，朝鲜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为了鼓舞士气，国家在中山音乐堂慰问朝鲜志愿军领导，孟家村“万寿无疆”旱船圣会被安排参加了慰问演出。值得注意的是，京郊香会还参与了所在地区的公社建立的庆祝活动。此时香会的表演，不仅仅是基于公社成立的特定时刻，更是面向未来的生活设计。表演结束之后，表演所营造的价值认同，有助于公社展开将来的生产等一系列活动。国家征用香会参与庆祝活动，具有动员群众的意味和目的。

　　第三，香会也被安排参与国家的外事接待工作，以营造热情好客的欢迎场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各项外交工作旋即展开。1949年10月，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访问北京，海淀区近万人参加欢迎大会，香会表演了五虎棍。(56)1953年，中苏友好关系确立，孟家村旱船会被指派代表市委、区委参加北京市庆祝中苏友好的表演活动。

　　2.文化建设活动

　　1978年后，传统节日和部分民俗文化活动得以恢复，香会成为国家开展和推动文化建设的重要凭借。政府组织了各种花会大赛，同时北京各大公园的春节庙会也吸引香会前去表演，为香会提供了崭新的表演舞台。如在1983年2月13日，丰台大街举行大型民间花会表演，刘家村五虎少林会等多档香会参加。中宣部、文化部、北京市有关方面领导观看了香会的演出，多名中外记者到现场采访，国内外众多新闻媒体纷纷报道了这次活动。1998年，丰台区文化局组织花会一条街表演，赠孟家村旱船会锦旗一面，上书“民间艺术，荣誉中华”，该锦旗题词准确显示了政府工作中对香会角色和定位的安排。

　　此外，香会还被安排参与到中外文化交流活动中。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对外文化交流频繁，香会被委以展示民族文化的责任。1990年在北京举行了首届中国国际民间艺术节，外国艺术团体与当地群众举行各种形式的联欢活动，刘家村五虎少林会和孟家村旱船圣会都被安排参与表演。

　　3.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

　　在急剧的城市化进程中，乡土中国发生了深刻变化。民众的劳作模式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明显的改变，“整个乡村的民俗文化都在发生变迁，包括社会关系、交往关系、知识体系、文化符号等都在整体地发生变迁”。生产大队变成现代公司，村民变成股东，农民变成城市居民，作为村落生活组成部分的香会也日趋沉寂。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为香会的传承提供了资金和场地的支持。2005年，造甲村村委会为刘家村五虎少林会置换了全新的服装、响器、武术道具。2006年，村委会给予少林会7万余元的活动资金。村委会开放文化大院，解决了训练场地的难题。在村委会的大力帮扶之下，刘家村五虎少林会再次活跃起来。

　　此外，基层单位的文化工作者深度参与了香会的申遗工作。从香会历史材料的整理到具体申请，基层单位起着主导作用。古城村秉心圣会能够在2006年入选北京市首批市级名录，与时任老古城后街社区居委会书记兼主任的马振才密不可分。同样，刘家村“同乐义善蜈蚣岭五虎少林”列入丰台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与造甲村村委会所做的大量工作有关。在非遗的申报过程中，香会和村委会双方互相配合，形成了互惠的关系。村委会为香会提供训练场所、走会资金等支持，把香会看作是本村传统文化的代表，用以展示社区文化传统，以及开展基层文化工作。村落精英则借力于非遗工作，解决了香会传承中的走会资金和训练场地的困难。

　　显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兴起，既有国家层面的设计和推行，也有民众传承民俗传统的内在需求，其核心是国家通过制度化的机制确认民间文化的合法性。非遗保护运动的开展，既是国家对于城市化进程的一种回应，也是礼俗互动传统的当代体现。

五、结语

　　香会是村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关系村落生活的日常运转，又涉及村落的对外交往。香会，作为村民代代相传的日常生活实践，成为北京地区稳定而活跃的地方传统。村落香会传统的存在与活态传承是国家与民众的共谋与合作，其中暗含着礼俗互动的文化逻辑，对当代社会的建构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礼”强调人的自我克制和自我约束，以及通过人与人之间互相监督，来强化社会秩序。“礼”并非国家直接以上管下，而是提倡人人对自我进行约束，注重发挥人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人们使用和认同一种礼仪，承认这种礼仪所表达的核心观念和核心精神。通过礼俗互动，国家培养人们基本的遵守社会秩序的观念和习惯。在传统社会中，不同于郡县、赋税、管理民间争讼等一系列官僚制度的直接管理，也不同于乡规民约、乡村保卫制度、青苗会、水利制度等民间自治形式，礼制跟其他管理制度之间形成互相支撑的关系。在行香走会中，经由礼俗互动，自上而下的国家制度借助象征性的文化活动，最终所表达和加强的是基层的政治制度。

　　礼俗互动不只是上下互动的问题，也是礼在民间被实践的问题。国家礼制的下沉，与民间的接纳和包涵，是礼俗互动的基本形式，但民间礼俗实践并不全然来自国家礼制的影响。与此同样重要的是，民间也存在自发的礼俗实践。香会的活动分为村落之中和村落之外，二者共同组成完整的村落生活，也勾连着两种不同的礼俗实践形式。村落之外的各种活动，是礼俗互动体现最为明显的场域。走出村落的香会，在传统社会的庙会中，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的国家庆典以及外事接待活动之中，在1978年后的花会大赛、各种展览会上，以及当下以非遗为名开展的各项活动中，与国家相互依赖、相互合作，实现有效的互动和沟通。不能忽视的是，更为隐匿的是村落内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民众礼俗实践。香会自发形成的会规对会员日常行为的约束，会首对会员自觉遵守礼数的强调，以及香会对民众人生仪礼的参与等等，具有不可忽视的劝善教化的作用，显示出民众对礼的高度重视和主动落实。

　　清代以来，虽然礼与俗各自发生着变化，但它们之间一直保持着稳定的互动。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礼自身也在不断地变化，从选封皇会到非遗制度，这是礼最为明显的时代变化。与此同时，为了适应时代的需求，村民也积极对香会传统进行改造和变通。从清代行香走会到当下对非遗活动的积极参与，礼俗互动是香会活动的稳定而鲜明的特征。虽然礼和俗都不约而同发生着变化，但它们之间的互动框架从未发生过改变。

　　（本文刊载于《民俗研究》2019年第5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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