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礼俗互动视角下的北京村落香会

　　北京村落香会是充满京畿文化特色的传统，香会活动具有明显的礼俗互动的特征。其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香会自发与政府主导。香会自发状态下礼俗互动体现在三方面：在行香走会中，民众积极对国家礼制进行内化；改革开放之后，地方民众为发展经济，主动运用香会这一文化资源，参与会展活动；当下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为了适应村落拆迁后的生活，民众不断对香会传统进行再创造和再运用。政府主导下的礼俗互动也可划分为三类：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香会被征召参加国家的重大庆典、外事接待等活动；改革开放以来，各区举办花会比赛，并组织花会参与国家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非遗保护运动开展之后，基层社会投入大量精力扶持香会的传承。

　　(一)香会自发状态下的礼俗互动

　　香会自发状态下的礼俗互动形式多样，大致包括传统社会中的行香走会、地方经济发展的文化展示、表达集体诉求和拆迁后的社区建设。

　　1.基于信仰需求的行香走会

　　清代以及民国初期，行香走会多倾向于主动谋求国家的认可。清代，伴随碧霞元君信仰的发展，“三山五顶”成为北京著名的信仰中心，香会的进香活动繁盛。“在传统中国，朝山进香是民间百姓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行香走会不仅是人神交流，也是民众自我意识的呈现。“参与庙会表演活动是表达村落自我意识的重要机会”，“地方节日活动反映着当地人及其自己对国家应包括什么的见解”。“通过仪式，生存的世界和想象的世界借助于一组象征仪式而融合起来，变为同一个世界，而它们构成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意识。”定期的庙会活动，为香会营造公共交流的场景，也把礼俗互动的逻辑公开化。从香会的走会中，可以发现暗含其中的民众对自己和国家的认知。行香走会所蕴含的语言、行为层面的表达和象征性展示，集中展现了民众隐匿于日常生活的、普遍的以及至高的愿望和追求。

　　京郊香会依靠其村落生活的属性，实现行香走会的意义。相约以村落共同体为协同单位的走会，最核心的精神就是表达村民对神灵的信仰和虔诚。人们敬神，向神灵祈愿，是为了日常生活更好地运转。“村落集体仪式是村落日常生活的集体性表达。”人们所祈求的，小到村落的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吉祥平安，大到国泰民安、天下太平，都是事关现有的、日常的、与人统一的村落生活。就此而言，民间走会中的礼俗互动本身维系的是国家整个礼教的秩序。在行香走会中，每档香会热情献艺，不但积极彰显自身的个性，更是对乡村生活差序格局的一种维护。

　　献档是香会朝山活动的中心。献档之前，会首先为碧霞元君上表。在会首所念诵的表文中，我们能发现民众与国家的积极交流与互动。表文是由前引世代相传的，作为沟通人神的文本，前引自觉严格按照祖辈相传的方式向神灵表达赤诚之心和自身愿望。表文中也暗含着民众的国家观念。表文的念诵，“所交流和表演的是对政治生活以及经济生活主流的一种象征性的评论。它是一种愿望的表达、一种创造愿望的工具和一种实现愿望的公众方式”。它除了表达对神的崇敬和为本村人祈福之外，还包含对于国泰民安的祈求，超越了个人家庭和社区。

　　魏建功通过对1929年的妙峰山庙会的调查，总结了各香会所上表文的末段内容，把香会的祈求概括为四层意思：一是年年增福延寿，岁岁人口平安，四时吉庆，八节康宁；二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三是国泰民安；四是天下太平。除了自己的寿天祸福外，四方农民禾稼的丰歉、社会的良窳和国家的平安也在香会的祈求范围之内。在民众的观念中，他们与国家紧密相连，“国家并不是外来强加给当地人的一种约制，而是由当地人自我想象并给予认同的”。他们在神前进香献艺，祈求国泰民安、人民和乐。会众认为他们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他们自己，更是国家的一分子，将天下的安乐看作是同自己相关的事情。

　　献档的仪式表演，不仅是表达之域，也是观念的生成与强化之所。在体操表演中，传统的礼俗互动观念得以再现，借助表演，观念融入身体，成为惯习。在定期的观看和体验中，乡村民众身体内化，加深了对礼俗互动的认同。香会会员将自身与国家相联系。在众人虔诚的参拜和身心投入的表演中，他们将自身与自身之外的“地方”和“国家”联系在一起。他们以体操和话语的形式表现对自身与国家关系的理解。从中可以看到他们的家国理想和社会传统维系机制的运行基础。诚如张士闪所言：“参加庙会演武活动的农民，是在按照想象中的国家礼仪，以象征性表演的方式整饬社区秩序，而不是要从国家权力系统中争取政治资源。或者说，民间社会这类公共仪式的周期性操演，意在与‘国家’共享文化，而非竞争权力。”

　　当国家以选封皇会的方式，涉入民间自发的走会时，民众走会的热情更为高涨。皇会的产生可能是清廷的无意之举，却在京郊香会之中产生了极大影响。皇会，是指皇帝观看过其表演并赏封会名或者会旗之类物资的香会，大量皇会产生于清末。据说慈禧特别喜欢观赏香会的献档表演，曾大量赏封皇会。根据掌仪司承召花名册的记载，1896年和1898年，慈禧曾命掌仪司奉懿旨召60档村落香会到颐和园表演。此外，每年妙峰山庙会，慈禧还会在颐和园后山上的眺远斋观看回香香会的表演。香会组织非常珍视这一机遇，都会积极争取将自己纳入皇家的象征符号体系之中。他们在进香返程时，不惜绕道颐和园，以求获得慈禧的赏封。“王朝政府的怂恿和鼓励，极大地煽动起下层民众行香走会的热情。”民众需要国家的认可和赞赏，对此，科大卫注意到：“地方社会心中有数，知道中央权力可以为地方所用，于是屈从于中央。不是皇帝施展他的手腕，而是地方社会给他的地位以应有的尊敬，并且将之整合到礼仪之中。王权必须触手可及，是这个过程要达至的一个目标。但是，这个目标本身却正是王权显现(不论其为真实或想象)的结果，而且让乡村成为王朝不可分割的、有自尊的一部分。”

　　皇会代表着荣誉和特权，皇会的会旗和拔旗可以使用皇家专用的象征符号。皇会拥有在自己的会名前加上“万寿无疆”、在旗帜上画龙的特权，笼幌的颜色也可以用皇家专用的杏黄色。皇家符号的使用，极大地提高了皇会在香会中的地位，其他香会无不表现出对皇会的艳羡。刘家村和孟家村现在同为丰台花乡造甲村的两个自然村，1892年丰台十八村的各路花会在太和殿颐和园为慈禧太后庆贺六十寿辰，慈禧太后赐给孟村旱船会都旗、拨旗、船棚、船围，并有四个大字“万寿无疆”。虽然100多年过去了，刘家村五虎少林会的现任会头郭春杰依然非常尊重孟村旱船会皇会的地位：

　　旱船会，比我们的会要牛得多！人家受过皇封，是皇封的会。旱船会在行香走会中，地位比我们高，因为人家沾着皇气儿。过去走会，它的地位怎么看出来呢?受过皇封，有标志物在那儿。只有受过皇封的花会，才敢挂“万寿无疆”的旗子，他们挂的是杏黄旗。不是皇封的会，谁敢挂杏黄旗啊?

　　一方面，香会把皇权的某些代表结合到地方文化之中，对皇会充满尊敬。另一方面，“王权在宗教仪式中的显现，反映了国家权力扩展和国家信仰建立的历史现实”，国家通过树立自身的权威，加强对基层的控制，意在把不同区域的人群统一到一个国家之中。

　　皇会的权威性和特权是由其他众多香会所给予的。京郊香会自发制定并自觉遵循一系列的行为规定，形成皇会与一般香会之间的明确等级阶序。围绕皇会形成的众多走会规矩更能体现出民众对国家礼制的遵从、维护与内化。在走会时，皇会拥有这样的特权：走在所有香会队伍的前列，和其他香会相遇时不避声响。万善同乐是由慈禧太后赐名的丰台区马家堡的文场。孙德才讲起本村万善同乐文场时，骄傲之情溢于言表：“马家堡文场是皇会，在附近很有名气。每年农历四月二十八日，他们都去三台山走会。走会时，马家堡文场走在的最前头，其他村子的花会都得跟在它后头。”在进香和表演时，皇会优先。万诚老会在清康熙二年(1663)被封为皇会。作为皇会，万诚老会享有优先进香和表演的特权。

　　在传统社会中，国家借助礼俗互动，培养和强化人们遵守社会秩序的观念和习惯，礼制与其他管理制度之间形成相互支撑的关系。直至19世纪末，不仅地方政权，而且中央政府都严重依赖文化网络，从而在华北乡村中建立自己的权威。国家利用庙会组织以及其中的象征性资源深入下层社会，“家长制的封建国家也严重依赖象征性代表来维持乡村秩序。反过来，它又使国家和地方利益融为一体成为可能”。香会走会在赋予民众个体以生命归属感的同时，也发挥着贴近国家政治、建构地方社会的政治作用。香会走会，是礼的基层实践，是民众与国家积极交流互动的过程，也是民众内化和维护等级化秩序的过程。民间和国家进行对话和互动，并达成一致。

　　1993年，政府正式批准妙峰山举办首届春香庙会，这促进了停滞多年的进香活动的恢复，“其恢复就是对目前国家力量平和而深刻渗透的一种回应方式”。

　　2.经济发展需求下地方民众对香会传统的利用

　　1978年后，经济发展成为第一要务，“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文化传统成为现代农村发展经济的资源和优势。在新的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民众意识到地区的经济发展需要香会的参与。地方社会利用香会传统招商引资，助力经济发展。丰台区花乡地区养花历史悠久，自元代以来就是京城著名的花木中心。面对多元化的市场供求关系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为提高地方知名度，地方利用自身的香会传统提高辨识度和吸引力。1988年，花乡承办了第二届中国城市市花展览会。1989年北京市举办第二届花卉博览会期间，花乡设立了分展区。在这两次展览会中，包括刘家场五虎少林会在内的多档香会都参与其中，进行传统的香会表演。

　　3.表达集体诉求

　　古城村有一棵有500余年的白皮松。虽然大树在1982年枯死，但在村民看来，老松树既是树神，也是村落历史的象征。2009年，为防止枯枝掉落砸伤学生，经过有关部门同意，古城小学准备砍掉松树。为阻止砍伐古松，秉心圣会文场到区教育局门口，鸣鼓响锣，最终松树得以保留。“农民也还在寻找着各种机会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在跟国家的代理人进行讨价还价。而且这种讨价还价不一定是直接的，很多时候是象征性的。”在保护村中古树时，香会为村民提供了表达公共性诉求的现实路径，发挥了下情上达的作用。民众对香会的工具性使用，使香会成为他们表达集体意愿的沟通工具。香会文场的出场，在表达村民意愿的同时，也试图对国家的权利和义务给予重新调整。

　　4.拆迁之后的社区建设

　　北京是中国城市化进程最为迅猛的地区，民众的劳作模式和居住模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04年6月，北京市公布《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正式提出城乡一体化的建设。拆迁是城市化进程的显著表现，旧城改造、城中村改造和村庄整合等因素使北京许多村落都面临着拆迁，许多村民正在或即将经历拆迁和回迁。对民众来说，如何适应搬迁后的新生活，是事关生活质量的头等大事。他们主动利用香会传统，帮助自身适应生活的剧变。年复一年的香会表演，逐渐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缓解冲突和实现过渡的有效方式，从而辅助生活新秩序的建立。民众“通过在地方层面以民俗认同来重构地方认同，由此巩固国家认同”。就此而言，这类活动是对国家主导的拆迁行为的温和回应。

　　搬迁上楼固然改善了民众的居住质量，但与此同时，村民也希望留住村落的历史文化，香会便成为这些村民寄托乡愁的重要方式。2013年，古城村村民整体回迁到现代嘉园小区的高楼里，因拆迁暂停活动的香会重新开始活动。秉心圣会的春节踩街热闹非凡，踩街路线也大大延长了。村民把传统的杂耍技艺带到了高楼林立的街道上，香会成为村民拆迁之后凝神聚气的重要凭借。在城市空间中，香会的表演使人获得一种文化的熟悉感，弥合拆迁上楼带来的情感的不适，为人们适应社区新生活提供文化心理的支持和安慰。村落的传统文化，就此融入民众的城市生活中。

　　搬迁上楼之后，村民之间的交往逐渐减少，人际关系较为松散。民众选择自身所最熟悉的传统来应对生活的新变化。在急剧的社会变迁之中，香会为民众提供适应和缓冲之机，填补了村落中人际关系的散落，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村民之间的情感。在村落回迁后社区建设中，香会作为村落精神的象征，发挥联络感情的重要作用，体现出社会文化的调适作用。在传统的节日踩街和新型的社区活动中，香会凝聚人心，维持和培育着村民之间信任、亲密和依赖的关系。

　　香会自发状态下的发展，得到了国家的默许与因势利导，民众能迅速对国家的引导和暗示心领神会，民众与国家达成了有序而稳固的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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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