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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苏文]广东化州“跳花棚”性质再认识


作者:郑苏文       来源于:中国民间故事网

  在“陈九”科里,表现是陈九走街串巷卖桃子的过程,其中“问”和“答”内容如下:
  陈九卖桃来歇凉,卖红桃卖红桃,连叫三声卖红桃,(公问)“客官卖是乜”,(陈九答)卖是红桃,(公问)袍我屋有乜小小孙儿子,走去苏杭二州,红桃赤桃我都有,我老人身无食得已多,我都无买,(陈九问)公公呵,不是乃是好食红桃,(公白)讲真话磨好食红桃,我老人牙疏齿软,○食得岁多,我无买,(陈九答)公公呵,敢怕你屋里有乜小小孩儿子去归,叫巨出来共,(公白)我家都无乜小小孩儿子,只有三娘共二姊等,我去为叫巨出来共你买,(三娘二姊进)客观怎样卖?三钱买来两钱卖,不要利钱,只要快,只要三娘二姊共我卖。……
  这段“陈九卖桃”不仅有“问”“答”“白”,也有“三娘二姊进”这些人物动作的安排,具有明显的剧场表演色彩。但这些对话,里面有粤语的方言,如“叫巨出来共”就是当地白话“叫他出来说”的意思,“我去为叫巨出来共你买”也是“叫她出来跟你买”之意,已具有当地语言特色。
  四是呈现出的傀儡戏痕迹。《跳棚科本》中“陈平子弟”之称呼,揭示表演者有自认为傀儡戏班子弟之意。陈平子弟在《跳棚科本》中合计出现11次之多,“陈平子弟”为傀儡戏班子弟之隐说,汉代陈平因解刘邦白金之围立功,宋元之后常被尊为木偶戏班之祖师。见“安座科”:
  坛前锣鼓乱相催,王王含笑坐莲台;本境灵王坐保殿,陈平子弟永无灾;坛前锣鼓响叮咛,王王含笑坐朝廷;陈平安位灵王坐,众家神户保人丁;锣亦声时鼓亦声,陈平子弟接神名;迎接灵王坐保殿,众家神户保安宁;锣亦响时鼓亦催,陈平子弟立徘徊。
  《跳棚科本》中之“陈平子弟”,主要在三方面:一是迎神;二是祈祷陈平子弟无灾害;三是“立徘徊”;其“立徘徊”一词,说明其表演时,是站立表演,来回在一定范围内走动,普通提线、杖头之傀儡戏演出即是如此。跳棚活动时之参与者,被村民称呼为“鬼仔”,更可印证此说。张振谦先生言,他曾采访的跳棚演出人之一姚茂泰,曾为“七个鬼仔”舞的主要表演者之一。[注]可见,平时跳棚活动参与者亦被呼之为“鬼仔”,傀儡戏又称鬼仔戏,此处可见其具傀儡戏之痕迹。
  五、当前跳花棚与传统跳棚的若干区别
  跳花棚曾称“跳棚”“高棚”,后来学者们依据《跳棚科本》中,将跳棚台常常称之为“花棚”,并在演出时的台前密布花朵的情况,经省专家核定,1988年正式改称为“跳花棚”。以后,文化部门、媒体、研究者均以“跳花棚”为标准称呼。20世纪80年代后,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类指导思想下,跳棚中含有的“祭祀”“巫祝”方面的内容被剔除掉,“跳棚”变成“跳花棚舞蹈”,之后多个科目中含有迷信色彩的东西,如接座、安座、开棚门等各科以及相关的唱词、舞步均删除,之后,文化部门将之编写成跳花棚舞蹈的演出稿,在当地组织人员演练,推广宣传。
  考之“跳棚”和“跳花棚”舞蹈两者,如“服装”“道具”“音乐”“舞台”等方面的差异如下。
  由上表可以看出,由于在社会大潮下,跳棚的原生态系统被强烈冲击,曾经销声匿迹后的跳花棚,被学者重新发掘和改造后,与原生态跳棚已经具有很大的差别,甚至性质上都发生了变化。这种现象,也印证了日本学者田仲一成对东亚祭祀戏剧的观察,“作为社会制度的祭祀戏剧,只要不丧失其社会功能,它将在社会制度内部一直存在下去;反过来,一旦它丧失了社会功能,则将轻易地变形,甚至消亡。”[注]
  六、跳花棚的宗族社戏性质及其符号意义
  跳花棚选择在每年秋收之后,以“还棚愿”为号召,诉求目的是“田场、禾熟、猪鸡、耕好田”这些内容,且祷告时以“数十家神户”“社丁”自称,且全宗族分工协作参与,足可揭示其性质为做社之活动。结合姚氏家谱1396年从福建迁移的确切记载,以及化州的《跳棚科本》与世隔绝几百年后,竟然还能与福建丰场戏中“田公”描述的大量重合,常用于东南戏曲中的“罗嗹哩”竟也出现于《跳棚科本》中,加之大八字踏跳的动作方式,均可见跳花棚与福建戏曲之间有内在之渊源。历来福建为各类型戏曲发达之地,亦为各类型戏曲重要输出之地,《跳棚科本》中演唱者自称“陈平弟子”,更暗示了跳花棚与傀儡戏之渊源关系。
  本文认为,原生态的跳花棚,即古之“跳棚”,其本质非为舞蹈,实是一种宗族社戏,它源自福建,形式古老,具有很强的文化活化石价值。它选择在“小雪”“大雪”的节气期间进行彩排演出,正是民间“春报秋祈”古老习俗的直接体现。在传承过程中,由于移民原因,脱离了原生态系统,进入了新的生态系统,其祭祀的神灵体系已有变更,所以出现科本中的大量神仙名字在村落中并不存在,而村落中的神仙科本中没有的脱节现象。它的表演,受到了道教的重要影响,其表演仪式由“道师”主持略可说明。
  另一方面,跳花棚这种在广东化州自明末清初一直到1952年才消失的演剧形态,后来又以另一种形式重生,其实具有一定的符号作用。它随移民而来,能够在两个村落中长期存在,关键因素是曾经的农业生产方式长期的保持,以及农业社会宗族力量在过去可以有效地维系,从而调动资源进行演出,形成了宗族共同的信仰和信俗。数百年,它始终顽强的存在,却未摆脱浓郁的道教氛围,过大的依附性使它拘囿于宗教仪式而成为封闭状态,然而,当进入新的时代,农村的总体结构和生活习惯发生重大变化时,其固有的神秘宗教色彩已难以适应时代,当人们为了对它进行有效的保护,进行了大刀阔虎的改革后,它就完全变了一个模样。
  (本文发表于《文化遗产》2019年第4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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