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要改进 观念也要改进

　　在某种意义上，民国文献的保护比古籍善本还要困难，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技术层面，即纸张的先天不足。

　　据了解，民国普通报纸的保存寿命一般为50年至100年，图书的保存寿命大约在100年至200年，大大低于“纸寿千年”的宣纸。国图古籍修复组原组长周崇润认为，民国文献用纸在原材料与本身的酸碱度上均存在重大缺陷。据他介绍，民国时期正是手工造纸向近代机械造纸和印刷过渡的时期，造纸材料混杂，制浆工艺落后，用纸多为酸性较强的化学浆纸，甚至是“马粪纸”。而古籍所用宣纸大部分在选料上采用麻或者植物的韧皮纤维，手工工艺造出来的纸张一般为中性或偏碱性，并且在制作时就考虑到了防虫、防蛀等问题，加入了中草药成分。而且，古籍成书一般还有函套在外保护，反观民国书籍的装帧则多为简易平装，书脊、装订简陋，很容易破损，时间长了，残破、掉页非常普遍。

　　国图曾经成立了一个“馆藏纸质文献酸性和保存现状的调查与分析”课题组，经过监测发现，几乎所有馆藏民国文献的PH值（溶液酸碱性）都下降到了4.5。“这个数值已接近强酸性，表明目前馆藏民国文献已全面受损。据粗略统计，发生中度以上破损的文献比例达到90%以上，而民国初年的文献更是100%受损。”高红说，“我们也曾考虑过引进国外的脱酸机。”高红介绍说，这套机械有一个真空舱，不用拆散书页，书本放入以后，依靠机械力直接压挤出水分和空气，然后挤入碱性液体进行中和反应，方便又不损害书籍，但高昂的价格仍然是任何一家图书馆都无法承担的。据了解，采购该设备至少要3000万元，还不包括后来仪器、化学药品的损耗费用。算下来，每脱酸1公斤图书需花费近140元，相当于每页脱酸需要0.5元，每100页就得50元。高红说，对那些酸化比较严重的民国图书，现在国图只能采取用脱酸纸袋将它们与外界隔离、延缓酸化的办法。“但也只是延缓而已，老化、酸化依然是不可逆的。”高红说。

　　还有一个非技术因素，即版权保护给使用带来一定限制。1992年，中国加入国际版权公约（简称《伯尔尼公约》）。按照该公约的规定，著作权保护的期限为作者有生之年及其死后50年内。“由于年代相去不远，民国文献中不少作品依然处于保护期限内。”高红说，基于维护作者合法权益的考虑，一些图书是不能随意外借或被复印引用的。不过，高红也承认，由于民国藏书众多，截至目前，国内尚未对民国时期文献进行全国性的普查和整理，文献存量、分布与保管状况并不清楚。多数收藏机构都没有编制机读目录，甚至卡片目录因年久无人整理，也很不完备。尤其是其中的革命历史文献，因其多为非正式出版物，印数少，不易收集，其中不乏孤本，极其珍贵。“这些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借阅业务的正常开展。”

　　此外，“学术垄断”、“地方保护”也是公众很反感的现象。近年来，国内图书馆发生过两起影响较大的事件，一次是2004年10月，时任暨南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的周继武“控诉”他在国家图书馆借书遭遇的重重刁难；另一次发生在苏州图书馆，2005年初，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漆永祥在网络上发帖，曝光他为了借阅善本与苏州图书馆交涉半年而不得的经历。两个事件都引发了公众“声讨”图书馆把公共文化产品当作“垄断资源”而排斥外人的不良风气。“你说自己馆藏多，是权威，却不拿出来让公众分享，这有什么意义呢。”步平认为，“图书的核心对象是读者，只有满足读者阅读的要求，图书馆才能真正转变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

　　民国文献保护 要“灵魂”也要“肉身”

　　民国文献的保护如今面临着两难：是保护文献实体的“肉身”呢，还是抢救物质载体上的“灵魂”。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国图就成立了缩微复制中心，对民国文献进行缩微复制，目前总体已完成近90%。在高红看来，加快微缩、数字化进度可以避免读者因借阅原件而造成的对图书的二次损害，一些人形象地称之为将“民国往事”装进“数字抽屉”。步平也竭力支持优先保存书中内容：“图书首先是精神产品，给读者提供帮助的是内容而非装订、版式。”据他介绍，他们曾帮助台湾的国民党党史馆完成了部分文献的数字化。

　　不过，再生性保护本身也会给原件带来损坏。高红举例说，如果要对文献进行缩微拍摄，需要将它拆开，线装还好，平装本就很棘手，已经相当脆弱的纸张很难禁得住如此拆分，就算顺利拆开，拍摄后想让文献复原也会很难。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提供的一组数据也说明缩微并非良策。他在今年“两会”上透露，“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曾联合全国20余家公共图书馆进行微缩拍摄，国家每年投入300万元，历时10年，仅拍摄了125541种6000余万拍，远不及损毁的速度。”

　　“不遇良工，宁存故物”是古籍修复的一句名言。在一些人看来，文献“肉身”本身就是文物。但小心储存、就地修复就能拯救这些民国“宝贝”吗？据周崇润介绍，原生性保护包括各种脱酸技术、胶脆纸页修补技术等，目前广泛应用于各图书馆的古籍善本保护。然而，由于民国文献采用的是双面印刷，传统的托裱手段几乎派不上用场。何况古旧文献的修复人才本来就很匮乏，很多是靠师傅“口传心授”，如果修复技术不过硬，反而会把原件“修死”。

　　“加大整理出版力度也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这种被高红称为“生产性保护”的方法，主要是通过一些专题，做展览或者出书，进而促进对文献的保护。“不过，这些都不能从根本上扭转民国文献的命运。”

　　“民国文献保护是项系统工程，需要整个社会的参与。‘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目前已提交文化部，首先要在普查基础上，形成《全国民国时期文献联合目录》。”高红说。

　　他山之石

　　民国文献最大价值在“活”化

　　2006年3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公开了《蒋介石日记》。“包括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等民国时期敏感人物，我们曾经做过的很多研究都停留在概念分析层面，而一条史料的公布，有时候会对研究产生颠覆性影响。”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教授杨天石曾多次查阅蒋介石日记，并据此写出《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一书。

　　据了解，除大陆外，民国文献在台湾地区也有相当藏量，主要见诸台湾“国史馆”、国民党党史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等机构，另有部分则流传至海外。譬如大批民国名人函件及口述史料就保存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宋子文的全部个人档案则收藏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胡汉民往来信函稿约2500多件，保存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许多有关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文献，则散落在日本或俄罗斯。不一而足。

　　“在台湾借阅民国文献很容易，不存在任何壁垒。”步平介绍说，民国文献在台湾的普及程度远高于大陆。出于最大化发挥文献史料作用的目的，台湾各收藏机构善于发掘自身特色，使用新技术，形成一批具有实用价值的特色专题资料库和学术成果。

　　除自行缩微复制“国民政府”、“外交部”、“内政部”等重要档案及特种史料外，台湾地区的缩微制品以购买成品为主。台湾“国史馆”曾从日本外务省、美国国务院等单位购回大量有关中国档案的缩微胶片一万余条。在数字化建设方面，先后建起“台湾记忆”主题资料库、“国史馆”视听档案及数字档案；而对民国时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主要以编纂近代史研究资料为目的，汇编丛书有《中俄关系史料》、《中法越南交涉档》、《四国新档》、《中美关系史料》、《中日关系史料》等，为世人全面了解近代国际关系史、抗日战争史、国共两党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口头历史访问”项目也是台湾收藏机构抢救档案史料的重要方法，将一些有重要经历的人物口述，做成记录存档，同时搜集与之有关的回忆录、年谱、传记、日记、照片、信札等档案资料，其中较有特色的有顾维钧口述档案、张学良口述档案等。

　　“他们‘赶紧于文献的救亡补遗,恢复民族自观的历史文化’的理念直接推动了整理国故。”高红说，“而较高的数字化与放开程度又扩大了它们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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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新网－北京日报 2011年09月01日 08: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