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弗特藏”的图片及中国乐器、皮影、木偶等。 魏小石供图

      4月2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传统音乐档案馆联合主办的“中国早期音声档案的数字化建档与共享：多学科视野下的劳弗特藏”圆桌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民族文学所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口头传统专题数据库建设：口头传统元数据标准建设”和印第安纳大学“中国最初录音”两个项目课题组成员的对话与交流。与会专家、学者共同聆听伯特霍尔德·劳弗分别于1901年和1902年采集于上海和北京的中国早期音声，深入探讨中国早期音声档案的数字化建档与共享等问题。

      劳弗录音档案“回归”中国之路

      伯特霍尔德·劳弗为德裔美籍人类学家和历史地理学家，通晓汉语及多种东亚语言，被誉为同时代最杰出的汉学家。他以英文、法文和德文发表的著述逾百种，主要代表作有《中国—伊朗：中国对古代伊朗文明史的贡献，特别参证植物和作物栽培的历史》《中国泥塑》《中国篮子》《玉：中国考古学与宗教研究》等；有关藏语和西夏语方面的著作，如《藏文书写的缘起》《藏语中的借词》《西夏语：印—汉语文学研究》等，至今仍为国内外学者在相关领域的必读之作。

      1901至1904年，20多岁的劳弗领衔开展了“雅各布·希夫中国考察项目”，旨在收集“能代表中国习俗、信仰、工业、生活方式的实物”，在中国采录、拍摄、搜集了7500件文化实物、143幅照片、502个蜡筒唱片。其中，印第安纳大学传统音乐档案馆收藏了399卷蜡筒唱片，其余的103卷收藏在柏林的一家唱片音像档案馆。这些录音包括了1901年在上海录制的传统戏剧、小调，以及1902年在北京录制的单弦、时调（指在一个地区流行的各种时兴小调、小曲）、民歌等。这些蜡筒录音资料被学界公认为“中国最早的录音”。

      2018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传统音乐档案馆正式启动“中国最初录音”项目。这批录音资料于1961年由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转存于印第安纳大学，被命名为“劳弗特藏”，并于2017年进行了数字化建档。相比于同时代录制于中国的零星录音资料，“劳弗特藏”堪称是一宗系统性的记录档案。

      民族音乐学家乔建中认为，“劳弗特藏”以集成方式保存了上世纪初期流存于中国的10多个乐种和多种方言的口头表现形式，这些中国早期的音声特藏还记录了远早于我国所录制的刘天华和阿炳的器乐片段。

      聆听百年前的中国早期音声

      在圆桌会议现场，专家们聆听了10余段来自百年前的中国早期音声样本。一段在上海录制的《孟姜女调》让人感动。专家们认为，传承了2500多年的民间故事能在1901年找到录音记录，这对认识中华民族在当时的声音状态有很大的帮助。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会长田青说：“我们对图书馆的概念和思路真的应该改观了——除了用文字记载中国文明，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音声档案。”

      1950年，中国著名音乐学家、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首任所长杨荫浏，用当时德国生产的最先进的钢丝录音机，为民间音乐家阿炳录制了3首二胡曲，其中包括大家都熟悉的《二泉映月》，还有3首琵琶曲。半年之后，阿炳去世了，这6首音乐就成为阿炳流传于世的唯一音乐。

      作为一位音乐学家，杨荫浏建立了音乐研究所，在他的带领下，该所形成了认真做田野工作的好传统。“在15年前，我们所共录制了56个民族的音乐资料达7000个小时，成为中国第一个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的项目。这些老前辈真的了不起！”田青说。

      人民音乐出版社电子音像中心主任黄志鹏认为，这些百年前的声音涉及的内容、题材非常广泛，可以做成一个网络专题，作为学术研究公布于世。尤其是这些图片和实物因易于鉴别，可列入出版计划；而有些音声内容尚需经过鉴别，才能对是否出版有一个判断。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朝戈金认为，劳弗的范例给了人们很大的启示，就是跨领域的融通思考比什么都重要。“要成为一个好学者，永远不要受特定学科的限制。追求学问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回答人类的问题。”

      上世纪90年代，民族文学所就着手建立中国少数民族口头传统音影图文档案库，较早地搜集了上万个小时的口头演述材料。其中有不少歌者已经去世，这些资料已是“绝响”。

      音声档案如何数字化建档与共享

      此次圆桌会议主要有4个议题：早期录音的介质保护与数字化建档，珍贵录音档案的共享策略：限制与开放的伦理原则，劳弗录音档案与田野资料的多学科价值，以及“劳弗特藏”与早期中国少数民族人类学调查。

      据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口头传统研究中心主任巴莫曲布嫫介绍，中国音乐学界去年召开国际研讨会，专门探讨了中国的早期录音“反哺归家”问题。“‘劳弗特藏’这批中国早期音声档案的数字化已经完成，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内容管理，很多细节还有待鉴定，后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巴莫曲布嫫说。

      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李刚认为，今天讨论元数据，讨论数字化共享，这笔珍贵的资料给人们呈现了一种想象、一种穿越。“我们希望这笔资料能够发挥更大、更深远的价值。”

      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研究员胡良霖认为，对这些珍贵的录音档案如何结合资源特点进行建档和管理，如何对接学界和民众的需求依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100多年前的声音很多人没有听过，它们不单单是音乐，更是民族文化的表达。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资料做成一个专题公布在网络上，一定会得到感兴趣的人的关注，从而促进更广泛的民间收集工作。”胡良霖说。

      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资料中心主任王宪昭认为，记忆重要，但是声音更重要，因为声音是人类生存和交流的必要条件。这些有价值的声音如何推广，如何把它们转换为人类自我认识的基础，仍需要研究和探讨。

      “今天，我们不仅体会到了劳弗这位汉学家的中国情结，同时也感受到这位人类学家的民俗学温度。请允许我用彝族的一句谚语向劳弗致敬：威虎离去了，影行依然健步在林间；雄鹰飞去了，翅响依然振荡在天边。”巴莫曲布嫫在总结时说，“劳弗留下的这笔财富，突破了7000英里的‘音障’终于传回中国，这样的交流只是刚刚迈出的第一步。我们希望今后中美各方能够继续在一起共享和交流，把这笔财富守护好，把这些联系着几代人文化认同、归属感和历史记忆的口头遗产更好地传递给下一代。”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2019年4月26日第11版：文化周刊·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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