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永浩]中国北方渔猎民族的历史演变-中国民俗文化网

[都永浩]中国北方渔猎民族的历史演变

民国沿袭了清末旧制。雅库特鄂温克人游猎于漠河境内阿尔巴吉流域后归瑷珲道管辖；游猎于奇乾境内贝尔茨河流域的，归呼伦道管辖。民国19年（1930），雅库特鄂温克人分别归漠河县和奇乾县管辖。民国年间，雅库特鄂温克人逐渐形成为3个部落。在漠河境内阿尔巴吉市场进行交易的雅库特鄂温克，称作阿穆尔千或漠河部落；在奇乾市场进行交易的称作贝斯特拉千或奇乾部落；在杜博维市场进行交易的称作古纳千或古纳部落［7］。

日伪时期，原在贝尔茨河流域的雅库特鄂温克人归兴安北省额尔古纳右旗管辖。日伪时期，雅库特鄂温克人只剩下贝尔茨河流域的两个部落，以贝尔茨河为界，在北者为奇乾部落，在南者为古纳部落。原在漠河县阿尔巴占河流域游猎的漠河部落的索罗共、给力克两个氏族，因日本入侵者压迫而投奔黑龙江以北阿玛扎尔河流域的雅库特人［7］。

唐至元代文献没有明确记载通古斯鄂温克人情况。明清以后的史料记载比较具体。通古斯鄂温克人明末至清代居住在贝加尔湖以东至额尔古纳河以西的区域，即今俄罗斯国布利亚特自治共和国东部及赤塔州地区的音果达河、尼布楚河、石勒喀河以及乌鲁楞古河、敖嫩宝如金河流域［7］。

清朝通古斯鄂温克人长期与布利亚特人杂居，以游牧为主，兼营猎业。清初在额尔古纳河西岸赤塔州地域内游牧。17世纪中叶，由于沙俄入侵，内迁根河、海拉尔河一带游牧。清政府将“根特木尔的部众”编为3个佐。康熙六年（1667），他们又回到原驻地尼布楚河流域游牧，被沙俄利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社会动荡，居住在额尔古纳河西岸俄境敖嫩宝如金、乌鲁楞古、塔拉其、乌者恩、布如珠地区的通古斯鄂温克人，于1918年纷纷东渡额尔古纳河，迁至中困境内，游牧于莫勒格尔河与特尼河流域，被编入索伦左翼镶白旗中。民国八年（1919）以后，通古斯鄂温克人一直在陈巴尔虎旗管辖之下。通古斯鄂温克人村设有嘎僧嘎（即村长），之上设哈朋等官，之下设催办，这种建制一直延续到伪满洲国。伪满时期，通古斯鄂温克人所在的陈巴尔虎旗一直隶属于伪兴安北省，直至解放［7］。

清以前，北方渔猎民族处于氏族、部落制阶段，历代统治者对其采取因俗而治的政策，放任其自然进化，因而均未进入阶级社会。

清朝时期，对北方渔猎民族采取征伐与收抚和军事上的利用政策。清初，北方渔猎民族成为八旗的重要力量，仅康熙、雍正年间被编入八旗的赫哲人近60个佐，2万余人，这些被编入“新满洲佐领”的赫哲人融入满族中，成为满八旗的主要组成部分。清入关前，编入八旗的赫哲人也很多。入关前最后一次对赫哲用兵就携回男丁720人，妇幼1820人，全部分隶八旗。这些编入八旗（佛满洲）的赫哲人无法准确统计，但从17次用兵的情况看，数量很大，均融入满八旗（佛满洲）中。清崇德五年（1640）索伦部编为八牛录（佐）。雍正十年（1732），布特哈八旗（包括鄂温克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共61个佐。索伦将十是清朝军事力量的精锐，为其统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而被清政府所倚重，官至都统、副都统、总管、副总管者比比皆是。

清朝政府比较重视北方渔猎民族的生存状况，清中期以后更为明显。比如对鄂温克族“发放旗地，改旗地为租佃制，明令旗兵归田，大量分发地亩，提倡发展农业，等等”［8］111。在官私“请达”欺凌、蒙骗鄂伦春族，致使鄂伦春族强烈反抗时，光绪八年（1882）清政府撤销了布特哈总管衙门，同时废除了“谙达”制度，以及在鄂伦春族地区推进的“弃猎归农”政策，等等。因此，整个清朝，虽然北方渔猎民族被作为军事机器，并频受官、商的盘剥、欺压，但清政府上层还是想让其脱离原始状态，恢复生产，改善其民生状态。事实上这些民族在清朝完成了民族过程，经济社会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民国时期，军阀混战，社会动荡，无暇顾及捕猎民族的生存发展。尽管在鄂伦春族地区积极推动“弃猎归农”、“抚鄂安边”政策，但由于诸种因素，至1938年，推行了20多年的这一政策彻底失败。民国时期，北方渔猎民族的经济、社会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倒退。

日伪统治时期给北方渔猎民族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几近灭绝。日本侵略者对鄂伦春族采取民族灭绝政策，对赫哲族也采取了类似的灭绝政策。日本侵略者为了将赫哲族与其他民族隔离起来，以达到控制和灭绝的目的，将部分赫哲族赶至深山密林的沼泽地区，设为一、二、三部落。因环境极为恶劣，加之各种疾病蔓延，死亡72人，占人口的30．4％。对于鄂温克族，同样采取民族隔离政策。在日本入侵者的统治之下，很多鄂温克人死于各种疾病。额尔古纳旗的鄂温克人1945年死于肺病者111人。1943年阿荣旗查巴奇因伤寒病死100多人。团结乡一个夏天死了27人，占其人口的30％。更为灭绝人性的是，日本人在鄂温克人身上做细菌试验，辉河的鄂温克人一次就死亡200多人。另一次试验死亡80多人。鄂温克族的人口急剧下降，譬如1899年额尔古纳旗有人口350人，1945年仅剩100多人。阿荣旗团结嘎查“九一八”前还有150人，1945年公剩90人［8］130。

日本侵略者还用强迫、欺骗、利诱等手段将鄂伦春族和鄂温克族编成军事性的山林队。后来在解放战争期间，使解放军蒙受了重大的伤亡。

在日本侵略者统治时期，这3个骁勇善战的神奇劲旅，变成了病入膏肓的羸弱之师，近乎灭绝。比如鄂温克族，1953年时仅剩4957人。我们没有鄂温克族三部分人口的准确数据，但清太宗三征索伦部俘获和降服的人口就有14391人。雍正十年（1732）布特哈八旗的索伦鄂温克人就有28个佐，按常规的300人一佐计算，就有男丁8400人之多。可见，三部分鄂温克人应有数万人之多。鄂伦春族的情况也大致如此。赫哲族最近于灭绝之边缘。1930年著名民族学家凌纯声调查时，松花江下游、混同江南岸和乌苏里江西岸的赫哲族人口近1200人，俄境内为1．1万人。1945年日本投降时，赫哲族人口仅为300余人，离民族灭绝命悬一线。如果历史的轨迹不按现在的方向运转，恐怕这三个民族已经湮没于人类的历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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