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彝语):不要了,过了。
蒋(汉语):1、2、3、4,7分。
笔者(彝语):五张了,又中了。
瓦(彝语):我要是出了小的那张,怎么也不会中。
慕(彝语):我早就叫你出小的,你就是不听。
蒋(汉语):瓦尔现在是后发制人,已经喝了两小杯啦。
瓦:(彝语)两杯,我喝了两杯。(汉语)我刚才离开的时候只剩下三瓶了嘛。
蒋(汉语):是四瓶,我们已经喝了很多。
慕(彝语):哎呀,酒这个东西呀,很厉害唷。
……
笔者(彝语):怎么不说话啦?大家怎么沉默啦?……一对、两对……只差一张了。
蒋(彝语):来、来、来,四张连牌。
笔者(彝语):慢着、慢着,四张连牌的话,我也出四张。但是,出了这一手以后,我往后的牌就不行啦。
慕(彝语):你们当中有一个不输的话往哪里走?
瓦(彝语):你们三个都差一点被我“卤鸭子”①啦。
笔者(彝语):我刚才如果不打你的连牌,我就被你卤了。
瓦(彝语):可惜我的牌被我拆开了,后面的牌连不起来了。
蒋(汉语):你的大,我打不了,大的啊。
蒋(汉语):三分还是四分,我随便出一张算了,我报警②啦,四分报警唷。
笔者(彝语):你四分就放下来啦?别人说不定还有比你小的三分呢。
瓦(汉语):啊呀,三分都跑到我这里来啦。
蒋(汉语):两姊妹③!
笔者(彝语):他一下出了这么多牌,差不多出完了,我们都输了吧。
慕(汉语):我的牌好,我本来是不应该输的。
瓦(彝语):拿这边的,拿这边的(指责慕嘎拿错了牌)。
蒋(汉语):(开玩笑地)我的这个老哥(指慕嘎)怎么搞的?专挑大牌。
笔者(彝语):(议论上一轮牌)我以为刚才我关牌啦。
蒋(汉语):出单张的话他赢(指慕嘎)了。(转彝语)出单张的话他赢了。
慕(彝语):如果出单张的话,我让你们两个(指笔者、蒋)喝了。
蒋(汉语):我输了,我输了,他(指笔者)还输不了。
笔者(汉语):我输了,我还有四张。
瓦(汉语):谁关的牌?
蒋(汉语):哦,我关的。(洗牌)
慕(彝语):(边拿牌边自言自语)这回好牌不会再到我这里来啦,上一局我有一对一对的好牌都没有赢。(转汉语)我应该调换一张牌。
瓦(彝语):(惊喜地)你们三个都被我卤啦!
从这个录音,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双语转换情况:
(1)在说扑克牌的术语时多使用汉语,如扑克牌的点数借用汉语,另外还有关牌,连牌,卤鸭子等扑克专用术语。
(2)蒋系外县彝族,虽然彝语说得很好,但带有外县口音,不多说彝语。另蒋是银行的一个部门主管,平时多用汉语,习惯用汉语多于彝语。
(3)笔者故意使用彝语,对他们的语言使用可能有引导、诱导之嫌。但从录音带上听,也可以看出语言的转化。瓦尔、慕嘎是在彝族聚居的农村长大的,彝语是他们的母语,说汉语时带有浓厚的彝语腔调,俗称“团结话”(巫达1998)。他们平时使用彝语多于汉语,在打牌的时候,他们多数时候说的是彝语,只是在使用打牌术语和争论时偶尔用汉语。
(4)争论,讨论扑克牌的打法时多用汉语。
争论扑克牌时使用汉语,而不用彝语,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从这点就可以看出彝语和汉语的社会功能不尽相同。如果大家都是同族人,争论时采用本族语言好象会伤了感情,而用另一种语言可以避免这种尴尬。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只要牵涉到政治、经济、法律等关系到“争论”的事情,彝汉双语人会采用汉语作为争论的工具。
在我的访谈中,当我问及语文的选择问题时,嘎村的人认为最好两样都会。索惹说,如果每个彝族都会彝语最好,那样的话他到县城后也很自在了。他说他到过县城的一个亲戚家里,那个亲戚家的小孩们都不会讲彝语。交流很困难,他认为跟彝族说汉语很别扭,心里有障碍,很多事情用汉语说的时候表达不清楚。他告诉笔者,有一次他去那家亲戚家的时候,正好亲戚夫妇不在家,他们的小孩子倒是很热情,把他让到家里后,也知道按照彝族习惯先给他倒一杯酒,而不是先倒茶。但是他说的话小孩听起来困难,小孩说的汉语他听起来也困难。等亲戚回来后,他问亲戚甘洛县城是不是汉族多彝族少,亲戚说不一定,彝族和汉族人数差不多,在政府机关工作的人里有很多彝族,但这些人的孩子很多都不会讲彝语了。索惹最后感慨地说:如果县城的孩子们都会讲彝语就好了。那样他就会感觉亲切一些,现在他感觉到县城就像一个汉族的城市。他希望他的汉语更好一些,现在他让两个孩子都上学,希望他们不要像他自己一样到县城都不自在。希望孩子们以后到成都、北京都不感到不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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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巫达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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