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文化精英：一只看得见的手

　　国家意识形态作为主流话语，有着主导性、垄断性、宏观性的特征，但社会系统作为一种庞大复杂的有机组成体系，国家意识形态的社会控制也存在着“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况;同时，它也并非单独能够发生作用，而是与社会不同力量形成互动、互构的有机的整体关系。在这些不社会力量中，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文化精英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制定、推行、完善的同谋者，执行者。与国家意识形态的“隐性”特征相比，文化精英群体更多体现出“显性”特征，他们通过著书立说达成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通过制定、颁布、执行国家及地方政策、条例、措施而成为国家主流话语的实践者，同时，在理解、推广、鼓吹宣传国家意识形态语话过程，他们也是不可或缺的实践主体。

　　纵观丽江洞经音乐的发展史，可以看到这一传统族群艺术不断被国家意识形态所左右的同时，文化精英在其中分别扮演着推手的作用。

　　在改土归流之前，丽江纳西族地区的社会分层仍局限于官民之别，而未形成独立的文化精英阶层。改土归流后，由于丽江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制度实现与内地全面接轨，加上流官倡导科举至仕，设流二、三十年后，共出进士7人，举人60多人，副榜十余人，拨贡、优贡20多人，其他贡生200多人，有诗文传世的文人学士则不下百余人。[⑩]这说明丽江已经形成了地方精英阶层，为洞经音乐的流入、传承奠定了基础。纳这些地方精英通过对汉文化的学习，达成了汉文化与国家认同的融合，同时他们利用自己在族群内部的地位、影响，使汉文化、国家意识形态观念以更为合理的途径传播、渗透到族群内部，从而实现族群文化的重构与转型。礼乐作为与礼教相配套文化手段，丽江洞经音乐以礼乐身份自觉承担起了“以乐施化”、“宣扬圣泽、涵濡薰淘”[11]的文化功能，并促成了洞经音乐由道教音乐向“集雅型儒乐”的转型。

　　晚清至民国建立时期，丽江传统文化逐渐向现代社会转型，在“科学”、“民主”的现代语境中，社会文化层也开始出现分化，最为突出的是曾经代表精英文化的士大夫文化开始向新型知识分子文化转换，这些与旧式文人相区别的知识阶层在丽江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创办《丽江白话报》，进行剪辫、易服、改革礼教、创办女子师范班，幼稚园、西式医院等等等文化运动，从而推动了丽江文化的转型。在这期间，统治阶层与精英阶层也起了主要指导、推动作用，如民国成立后首任地方官熊廷权以政府名义分布洞经音乐会组织不准举行宗教仪式的洞经演出，把原来的“道教科仪”视为“封建迷信”，只准进行音乐演奏，而名称也由原来的“谈经会”改为“丽江音乐会”; [12]一些文化人也对它进行改革，如周霖自创词曲，填配到洞经音乐乐谱中，亲自在丽江中学里教授学生传唱。另外，一部分传统文人因未能适应这股时代思潮而退居政治、文化舞台，有的因谋生需要到乡村寻职。这些因素都极大地推动了洞经音乐的民间化进程。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意识形态以前所未有的强势姿态渗透到所有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中，从、“土改”、“三大改造”到“文革”，国家层面发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波及到了整个社会层面，甚至最底层的基层社会也未能避免。这一时期，原来作为地方上层文化和精英文化的文化阶层成为国家上层建筑的对立面而受到全面批判、改造，出现了所谓“人民文化”、“大众文艺”的全民文化，原有的文化分层界限严重削弱，不同阶层的文化群体也也统一改造为“劳动大众”，实现了文化“大众化”。这种国家意识形态强有力的干预文化，使地方文化生态系统受到摧残，丽江洞经音乐的民间化进程也被打断，文化群体的重新改造整合造成了文化断裂。文化精英群体的失语导致了丽江古乐身份及表述的失落。

　　上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政策，国家意识形态话语对不同社会力量话语的控制趋于缓和，各自原有的文化阶层特点也趋于恢复。丽江洞经音乐在周善甫、和毅痷、宣科、蓝伟等文化精英的倡导下开始恢复，并随着国家逐渐向市场化转型，丽江洞经音乐也由复兴走向了市场。在社会不同力量的权力实践中，精英阶层与地方上层成为共谋主体，丽江洞经音乐更多成为功利性选择工具。“纳西古乐”在这一语境中得以制造。

　　与国家意识形态相似，文化精英与族群艺术也是矛盾的统一体。他们以看得见的身份、手段，在传统与现代的转换语境中，不断地改造着、建构着、表述着丽江洞经音乐的身份，在这过程中，他们作为丽江洞经音乐的一部分，也被其同化、形塑。他们是历史的记录书写者，自身也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而被书写。

　　3、族群民众：在看见与看不见之间

　　从丽江洞经音乐的历史上看，不能一开始把“民众”定位为丽江洞经音乐的传承主体，因为这里有个历史发展演化的过程。实际上一开始它作为外来移民传入的汉文化载体，经历了道教音乐到儒乐的转型，在这过程中，上层主流文化、精英文化成为这一传统艺术的传承、转型、改造的主体。因为从传播范围、演奏主体、音乐风格、类型来考察，皆与主流话语意识形态，精英文化特征紧密联系。

　　晚清以来，国家意识形态在统治者与文化精英的共谋中，有一种较为明显的发展趋势，即西方话语越来越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价值取向，尤其晚清以来，整个国家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新中国成立后，对旧制度实行“一化三改造”;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开始向市场化转型。这些历次社会转型都是以西方话语作为参照体系。在这样一个传统与现代、西方与非西方、中心与边缘的时代语境中，民众文化作为传统、乡村、边缘的文化身份象征，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大转型中，没有一次不把它视为阻碍时代进步的绊脚石、落后愚昧的文化象征而成为被改造、教育、强制同化的对象。改土归流时期的“以夏变夷”，他们是“夷”的身份象征，民国时期的“民众教育运动”，他们是封建迷信、陋俗的文化象征;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成为被动员、被改造、被利用的对象，民间文化完全沦为政治化工具;改革开放后，国家的市场经济转型中，同样作为影响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因素而加以“改革”、利用、篡改。从丽江洞经音乐的身份建构与表述过程来看，不管是“仙乐”、“儒乐”、“活化石”、“国宝”、“文化遗产”等“赋魅”，还是“封建迷信”、“封建礼教”、“陋俗”、“大毒草”、“四旧”等“反魅”命名，这一族群艺术的传承者——族群民众作为被动的支配者，他们往往处于“在场的缺席者”的身份境遇，成为历史话语的失语者。

　　当然，民众作为地方传统文化的拥有者及社会基础构成，国家意识形态与精英文化对他们的改造、利用也有时代话语情境的限制，尤其是传统文化作为国家话语、精英话语中不可或缺的因素，他们与主流话语也有共谋、互构、互审的一面。国家意识形态、精英文化也并不是一味的居高临下地实行僵硬化的控制，在不同时代语境中，也有妥协、俯就的策略调整。民间文化也利用这些有利因素，不断地寻求生存境遇的改善，从而促进传统经验的不断丰富、传承。国家意识形态对丽江洞经音乐的政治化改造，文化精英的审美化艺术改造，他们对此也有基于传统生存经验的有利化选择、变通、融合。

　　譬如民国时期国家意识形态对丽江洞经音乐实行宗教脱离化改造，与民众的价值取向有着契合的一面，这也是此时期丽江洞经音乐得以民间化的内在动因。文化精英从审美艺术立场也对原来礼教音乐实行审美改造，从宗教音乐改造为文人雅乐，他们在祛除了宗教音乐的神秘性、礼教性后，把新词填配到其中，在音乐形式上也进行了“雅乐化”改造，突出了文人的审美价值取向。民众则悬置了与自身生活情境相隔阂的“雅乐”成份，通过选择、改造其中合理性因素，使之趋向于民众休闲娱乐的普遍性功能。

　　在看得见与看不见的主流话语支配中，他们处于不断被改造、被建构、被表述的命运境遇，但他们也不是被动地“逆来顺受”，而通过不断地利用主流话语的合理性因素，实现自我的更新改造，依照自身发展逻辑坚韧地延续着传统力量，构成了主流话语无法忽略的存在主体。在当下国民化国家向公民化国家转型过程中，这一主体越来越成为“显性化”的，与主流话语相对话的实力话语。

　　4、西方：大气候决定小气候

　　丽江洞经音乐的身份在不同历史语境中不断地被改写、改述，其背后是不同权力话语实践结果的折射。这不仅仅是与国家及地方的小气候有关，同时与世界的大气候也着深层关系。尤其是中国进入近现代以来，西方列强以强者身份介入到中国历史的构建过程中，西方与东方，传统与现代，中心与边缘成为中西方的话语权力关系的两极格局。在这种话语权力格局的建构过程中，中国的各阶层精英对西方殖民主义、文化霸权作出了强烈的反抗;同时在构建现代性国家的努力中，又在有意无意地迎合、俯就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并影响到国内话语权力格局的建构中，形成了传统与现代、主流与非主流、民间与精英、中心与边缘另一套“格式化”的话语霸权体系，以国家意识形态来改造、解构小传统的、边缘的、民间的、村落社区的文化体系，视其为构建现代国家进程中的阻碍性因素，导致这些弱势文化的失语化、破碎化，继而其话语权也被强势话语所替代，成为被表述的对象。

　　丽江洞经音乐忽而尊称为“仙乐”、“雅乐”、“活化石”、“国宝”，一时又贬斥为“陋俗”、“封建迷信”、“大毒草”、“四旧”，这种不断地被强势主流话语赋魅与祛魅，其背后也是不同话语权力实践的反映。除了国家主流话语的影响外，西方话语也成为强势话语的构成部分，尤其是近现代以来，国家主流话语中的“反传统”趋势是以西方现代话语为话语背景的。丽江洞经音乐作为传统文化艺术，与国家诸多传统文化一样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从民国时期的“新文化教育运动”、“新生活运动”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系列政治运动，无不以西方话语体系作为参照标准。当下语境中的“文化遗产”概念同样如此，以西方话语语境中构建出来的“文化概念”来观照非西方文化，由此在这些“遗产文化”倍受尊崇的同时，其文化有机性、生态性也遭受了破坏，其间隐喻着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资本”的交换功能。丽江洞经音乐被纳入“纳西古乐”的概念表述中，成为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资本，由此引发了系列的文化反应。概言之，这也是国内外话语权力格局互动、互构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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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 2014-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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