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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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进文]“失忆”与“记忆”之间


作者:钟进文       来源于:中国民间故事网

       内容提要: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经历了从口头文学到书面文学的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书面文学经“集体记忆”移植,既承继了本民族的“口头记忆”,同时又建构出一套从“失忆”到“记忆”,再从“记忆”到“失忆”的“跨境叙事”话语体系。“跨境叙事”伴随着人口较少民族书面文学的蓬勃发展与各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的强化而得以迅速发展,尤其是在“失忆”和“记忆”之间发生的多次转换呈现了各种博弈和文化张力,同时也展示了他们希冀以此重现民族文化生机的初衷。

  关键词:人口较少民族跨境叙事失忆记忆民族文化


  中国人口较少民族的书面文学是伴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发展兴盛起来的,经过四十余年不懈努力,各民族都拥有了自己相对稳定的创作队伍,各民族作家出版了自己的作品集或作品选,人口较少民族书面文学以其特有魅力步入中国文坛并引起广泛关注。国家最初认定的22个人口较少民族①,除甘肃、青海的裕固、撒拉、保安和主要居住在台湾的少数民族外,其他民族都属于跨境民族。人口较少民族虽然族源不同,文化有别,但认定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后,他们的发展经历、族群意识、文化认同、民族情感等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种深层情结在文学中就表现为叙事模式的高度一致;与此同时,当各民族作家用文学将他们个人的民族知识变成大众论述时,或者将口传文学内容移植到书面文学中时,他们有意无意地参与了民族传统“集体记忆”的创造过程。

  一

  族群迁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一种现象,无论是主动迁徙还是被迫迁徙,空间移动对族群记忆留下的印象都是深刻难忘的。但是作为“集体记忆”从文学角度再次叙述时,传递的信息可能就是历史叙事和个体情感的有机结合与互相渗透,在这一传播过程中,叙事的目的或者说功能最为重要。

  作为人口较少民族,迁徙原因多半是由于原住地发生各种天灾人祸,被迫离开,因此,口头文学一般强调的都是迁徙过程和迁入地,对迁出地“记忆”很少,经常处于一种“失忆”状态,这样的叙事目的是强化新的家园意识。

  例如关于裕固族历史,不少汉文史书记载,其祖先曾建立过强大的回纥汗国,也有过辉煌的历史,但是在裕固族的口传“记忆”中,只有六百多年前从名为“西至的哈至”的地方迁徙而来的表述。

  我们是从那西至的哈至走来的,用骆驼驮着老人走到了千佛洞。从千佛洞又走到八字墩顶上眺望,八字墩下有条横路通向远方。沿着横路走,见到了人烟,到了汉族地区才没有饿死在路上,从那里又走到了一个城镇(肃州),又走到了有黄土的地方,经过了长着红柳和西河柳的地方,又走到了一片黄色的草原上。在那里驻扎以后,又走过了一片黄色的沙丘。种牛刨土挖出了一眼清泉,在有水的地方,先辈们才没有渴死。这是什么地方?问了之后才知道是盐池河。于是十八家人住在了这里。①

  在这里,“西至的哈至”是一个模糊的地理概念,众多学者研究至今未能得出一个可靠的结论,由此可见,它在当初裕固族人的“集体记忆”中不占重要地位,在此强调的是来到了“长着红柳和西河柳的地方”,还有“盐池河”,这些地方是与原住地生态面貌相似的地方,新的“家园”将在这里诞生。

  撒拉族目前是地理位置最靠东的突厥语民族,他们是如何来到这块土地的?撒拉族的“口传叙事”表述如下:相传700年前,中亚撒马尔罕地方,居住着尕勒莽和阿合莽兄弟二人,他们为了躲避国王的迫害,寻找乐土,造福子孙后代,率族东迁,不辞艰辛,跋山涉水,走沙漠,过草地,几经曲折,终于来到循化街子地方,他们发现从撒马尔罕带来的水土和这里的水土完全一样。认为这里就是他们要寻找的乐土,就在这里定居下来了。经过暂短休整后,他们牵着骆驼继续前进,通过循化的夕昌沟,上了奥土斯山。这时天色己晚,苍茫中突然走失了骆驼,他们赶快点起火把在山上寻找。黎明时,他们眺望山下,好一块地方:地势平坦,清流纵横,黄河奔腾,川道秀丽。大自然的美景把他们牢牢地吸引住了。下坡后,发现走失的骆驼,静静地盘卧在清澈见底的泉水之中,走近一看,骆驼已经化为白石。众人试量了这里的水、土,与他们所带的质色完全一样,认定这里是真主指点的归宿。于是众人就在泉边搭起帐篷,正式定居下来。尕勒莽和阿合莽去世后,撒拉族民众,为了纪念他们的丰功伟绩,就在骆驼泉边各建了一座四面留窗不盖顶的拱北,成为“祖茔之地”。②围绕撒拉族东迁以及迁入地的“集体记忆”还有《撒拉族东迁的原因》《迎接尕勒莽的蒙古人是谁?》《尕勒莽和阿合莽六个儿子的传说》《尕拉寺的传说》《骆驼泉》《珍贵的古兰经手抄本来历》《尕勒莽和阿合莽拱北的传说》《苏力麻乃的故事》《尕最的传说》《八棵柏树的传说》《孟达村的来历》等。其中在叙述撒拉族祖先从流离失所到安居乐业的迁徙历史中,不断凸显和强化的是开创新家园的“家园意识”。《尕勒莽和阿合莽拱北的传说》中“为了安居乐业,尕勒莽和阿合莽率领部族的男女老少,在这片土地上。开始了艰苦的创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经过二十几代后辈前赴后继的辛勤劳动,终于开发出了循化这块肥沃土地,创造了撒拉族光辉的历史和优秀文化。成为今日中华民族优秀的一员。”③历史的原乡已经不可能重返,只有强化集体记忆中新的“家园意识”,并且通过一代代传承不断美化新家园。

  故事《孟达村的来历》讲述了“尕勒莽和阿合莽率领撒拉族先民在街子地区定居后,经过几代人的繁衍生息,农业、畜牧业和园艺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随着撒拉族人口的增长,也出现了弟兄分家的事。阿合莽把大儿子分家时安顿在孟达山上……有一年他们打猎来到黄河岸边的一个石崖上,看到黄河边上有块好地方。往上看石崖高,飞禽练翅膀的地方,山上看森林多,是打柴打猎度日子的地方;往下看,黄河宽,是鱼儿游玩的地方,是穷人挖金放木排、推光阴的地方,这样孟达人最后又迁到这里定居。……从此,孟达人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他们在孟达栽培了露仁核桃,培育了玛瑙般的花椒,发现了青藏高原上的一面明镜———天池。”①

  京族是主要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下属东兴市的人口较少民族。京族祖先来自越南,由不同的历史时期从越南涂山等地迁入中国的巫头、山心、澫尾三岛以及恒望、潭吉、红坎、竹山等地并定居下来。京族在历史上曾被称为“安南人”“越族”,1958年正式定名为“京族”。在越南,她是主体民族,占总人口的86%。京族在口头记忆中是如此解释自己的迁入地———京族三岛的:

  有一夜,北部湾海面上,明月高照,风平浪静。远处有三艘渔船正在撒网捕鱼。忽然,云暗月黑,有经验的老渔民知道台风要来了,必须马上收网返航。然而来不及了,风越来越大,浪越来越高。那三艘渔船就像三只小瓢,在汹涌的波涛里挣扎飘摇。更糟的是一群凶猛的鲨鱼乘机向渔船扑来,把渔船全部掀翻。眼看所有的渔民兄弟要被鲨鱼吃掉,就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忽然电光一闪,霹雳一声,一个仙人从天降临。它手持宝剑,向海上一挥,那些恶鲨都一一逃窜。仙人又以剑在海面上划了三个小圈,小圈啵啵沸沸,一会儿冒出三堆白沙,沙堆又由小变大,由矮变高,霎时间变成三个小岛。正在海涛中挣扎的渔民兄弟,个个喜出望外,奋力向岛游去,登上了小岛。又发现清清的泉水从沙地喷出,他们高兴得用手掬着泉水畅喝。这时,云雾里又飞来一群雀鸟,给人们送来了五谷种子。从此他们男耕女织在这里生活下来。他们修船补网,又种地打鱼,一代代在这里繁衍。不久,这三个沙岛就绿丛鲜花交映,石条瓦房林立,成为仙境一样的渔岛。②

  有学者通过对京族迁徙史歌研究认为,无论是时间标记、空间观念、叙事主人公,还是关乎族群命运之重大事件的“回忆形象”,均对族群漂移迁徙之前的社会历史和生活状况不做描述。这对于迁徙族群和史歌文体而言,仿佛一个悖论,是文化主体有意为之的遗忘,还是不想触碰历史伤痛的逃遁?而史歌叙事对从漂移迁徙到安居乐业的变迁过程所作的详尽记述,对地理空间所作的充分渲染,却成为一种强化的集体“记忆”,在一代又一代传述中形塑着京族自我的族群想象与文化认同。③

  其实,这不仅是京族史歌的叙事特色,还是迁徙民族普遍的一种叙事手法和叙事策略。口头叙事中一是通过神性叙事进一步强化“集体记忆”,二是遮蔽或淡化迁徙之前的“记忆”,强化迁徙过程和迁入地的“美好回忆”,让族群对未来充满信心。

  二

  上述可知,人口较少民族民间口头记忆中,重点强调的是迁徙过程和对迁入地的叙述,而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人口较少民族书面文学对其既移植、承继,又出现新的发展趋向,即对“迁出地”的回忆和民族“跨境”历史的选择性“记忆”,而有关迁徙过程和“迁入地”的叙事在逐步淡化。

  裕固族作家铁穆尔在《苍狼大地》中这样写道:“亚欧草原,是古代游牧人的家园,是我的祖辈像候鸟一样东来西往的大地,是数不尽的牧人和猎人在那里失踪的地方,是草原英雄阿提拉、成吉思汗和帖木尔的家园,是世界大陆自然界食物链的终端———西伯利亚虎的家园。我作为采风者,将意味着我去寻找我们尧熬尔(裕固族)人的根源。”①在《狼啸苍天》中他又这样叙述:“懂得一点中亚民族历史的人都知道,‘尧熬尔’(裕固族)这个古老的名字曾在公元840年以前响彻中亚、蒙古高原和神圣的鄂尔浑河畔。然而如今,这声呼唤如果离开腾格里大坂、离开夏日塔拉、离开那如血如火的皂英林山谷、离开横贯祁连山南北的,汉语叫做黄鞑靼峡,尧熬尔人叫夏日郭勒,古史上写做萨里川的地方,尧熬尔一词就极易失去原味,走调变样,成了‘裕固’。……如今已默默无闻的尧熬尔游牧小部族,却是古代征服者的后裔,他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的匈奴。今天的尧熬尔人是怎样形成的呢?这些由亚洲草原骑士和猎人组成的中亚部族,是在公元13世纪蒙古统治时代进行政治改组时,形成了今天操蒙古语和突厥语两种语言的民族集团———尧熬尔。一个典型的突厥———蒙古部族联盟。尧熬尔是元朝末年到明朝初年,即15—16世纪的一系列战争中失败了的英雄们的后裔。……我从小就从外祖母英考尔(愿她在天之灵安息)那儿得知,尧熬尔的头目们是‘阿勒旦·乌日古’(即黄金家族,这一词特指蒙古成吉思汗家族)氏族后裔。这一起源于成吉思汗的血统,实际上随着世界征服者的足迹早已遍布中部亚洲各个民族中。蒙古可汗派皇室成员出任当时在阿尔金山南北的尧熬尔等部族的行政长官,具体说他们是成吉思汗的三子察合台的后裔出伯一支。后来出伯一支在尧熬尔人中形成了一个王族,仍然自称‘阿勒旦·乌日古’氏族。”“外祖母他们继承了古代中亚牧民以自己祖先的光荣而自豪的传统。后来,我一直在思考外祖母的话,我坚信她说的都是千真万确的。她所说的是伟大的成吉思汗的时代,遗留在北方各民族中的一种强烈而奇异的感情,古代北方人的光荣和梦想。这些传说、家谱和历史,留给了我们前人的活动、思想和习惯。所以我永远珍惜这些充满了传奇般的美好历史。”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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