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郢]民国时期的泰山“国山”之议-中国民俗文化网

[周郢]民国时期的泰山“国山”之议

“夫我中华民族，立国东亚，具有五千年之历史，为世界文明之先进。其土地之广袤，纵横各万馀里；人口四万万众，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境内高山连绵，巨川纵横，名湖交错，良田罗列，高原瀚海势成天然之边圉；其气候之寒暖，物产之丰富，风俗之淳厚，无不因地适宜。至于政教礼乐车服宫室，已于三千年前灿然大备。其间圣贤忠烈俊义豪杰代不乏人，流芳馀韵，争光日月，六艺百工之完美，可包罗万象；史册典籍之博奥，更浩如烟海，虽有大智慧者再生不能竟是学。是故道德之博大，政教之修明，文化之充实，民情之淳厚，衡之世界上各大邦，未有堪与吾族可比拟者也。

“吾族方域人民历史政教制度文化既如此其盛，风化所被如春风雨露沾彼草木，莫不条达畅茂。是故蛮貊向化，异族景从，虽时有盛衰，然例作领袖，如大地之不可易位也。

“及至新世纪来临，中西交通之后当道昧于权变措置失宜，以致政治外交，常受挫折。海内志士，愤起图强，变法之说，应运而起。或主缓变或主急进，守旧维新，各执一是。譬犹群舟，猬集港内，忽东忽西，时进时退，此交彼撞，欲渡不能，求生不得；及至颠覆破碎，沉沦殆尽，犹复齗齗于混淆之是非未已。世衰运危，以致陷于扰攘混沌之途中大局日非，国民咸惑于浮浅之论，彼此自疑。其初也，自疑其军备制造之不精，继则自疑其政治之落伍，更乃自疑其国民之不肖，甚至自疑其文化程度之低微，一似吾族所有，无不居人之下，而自惭形秽者。呜呼！吾族之自信力乃若是，是吾族之本性丧失殆尽，无复当年之峥嵘气象矣。是诚不堪回首者也？

“自反之心若是矣，于是对于吾族所固有之政治与社会，咸弃之如粪土，认为无可发扬实施之必要。乃竭力提倡所谓西方文化者，标榜既树，全国上下人士，无不日日潜心西学，事事力仿欧化，搬运抄袭，宣传试验，不遗馀力。然后果所得，匪特成效毫无，且愈治愈乱，终至不可收拾，是故何哉？盖一国文化，譬犹一人精神，人之精神于有生以俱来，国之文化于开国而已俱。若舍个人之精神而效他人，将不啻为癫狂之徒。舍固有之文化。而效欧西，岂有不根本动摇者乎。善乎梁漱溟先生之言曰：‘方今之困难，皆自救之术失当有以致之’，良有以也。”

有鉴乎此，徐守揆认为当斯世界风云起伏之际，中国若想屹立不颓，首当加强民族的凝聚力，因之亟需推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物——“国山”，而统观域内名山名岳，只有泰山是中国国山的最佳山选。为此徐守揆撰辑为专书，申说此意，其时约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继之又由师范讲习所名义印行。据民国二十三年（1934）十一月刊《泰山天书观师范讲习所教学大纲》附录《本所编印刊存目》载：“五、《定泰山为国山刍议》。”《大纲》未载出版时间，但依所载书目推考，列之《刍议》之前的《石徂俫先生集》、《泰山道里记》印行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苏格拉底自辩辞》印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则《刍议》亦当刊印于民国二十二、三年间。

《定泰山为国山刍议》原书今未见传本，徐氏所论，今已不能详知，但其整体精神，已见之于前引所作《大纲前辞》中。徐氏首次明确将泰山称为“国山”，首倡之功，在泰山文化史上实应予大书深刻。

徐守揆“国山之议”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一定影响。著名作家老舍先生时应济南齐鲁大学之聘，任齐大国学研究所文学主任，兼任文学院文学教授（据甘海岚《老舍年谱》，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国山”之议对老舍颇有触动。民国二十一年（1932），老舍写出新诗《救国难歌》，发表在当年12月出版的《论语》第六期上。诗前有序称：“……昨夜偶得一梦，梦见自来水笔生花，醒来决定成杰作一篇……。”诗中一段写到了定“泰岳为国山”，云：

我也曾赞助以梅为国花，

好去踏雪寻梅在沙漠大戈壁。

我也曾提倡东封泰岳为国山，

“泰山石敢当”，妈的，姜太公在这里！

可是望梅止渴总成空，

南天门上新鲜的不过是空气。

据研究老舍此诗盖“讽刺了那些在国难当头之时只说‘救国’的空话，没有任何实际行动的人”（《老舍年谱》），故笔触以幽默诙谐出之。但诗中明确写出“国山”一词，则说明了当时定泰山为“国山”之说确已深入人心。

民国二十五年（1936）五月立法院通过《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拟于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召集国民大会。徐芝房参加山东代表竞选，并拟以《定泰山为国山刍议》作为本届国大提案，提交大会审议。但因各省代表之选举未能及时办妥，不久发生“七七”事变，本届“国大”偃旗息鼓，徐氏“国山”提议而未能列入政府议案。此后抗日战争、国共战争接连不断，“国山”之议遂被搁置。但“国山”概念的正式提出，却表明了民国时期国人对泰山的文化内涵与精神特质，有了更为明晰的认识和更加深入的揭示。

（原文刊于《齐鲁文史》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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