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认识手艺中国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对其手工艺的认识仅仅局限于当代是不够的，必须要说清楚它的历史，并且要认识清楚中国的手工艺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手工艺范围太广，所以，笔者以中国陶瓷史作为切入点，试图以点带面来认识清楚中国手工艺发展的昨天与今天的关系。正是因为笔者研究历史是为现实服务的，所以一开始就是将中国的陶瓷史放在一个世界的贸易网络内来观察，并试图以一点来波及其他。为了完成这样的研究，笔者利用做讲座和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出国访学的机会，几乎走遍了世界所有重要的博物馆，以及古代与中国贸易交往较多的国家。通过大量实物资料和文献资料的收集，让笔者认识到中国文化的特点，不仅仅是以“乡土中国”来概括，还应该用“手艺中国”来概括。

　　如果我们认真阅读全球历史，我们就可以看到，从汉代到19世纪，在18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都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在欧洲地理大发现之前，人类社会就开始了全球化的进程，美国学者罗伯特·芬雷认为这一进程“是在中国的主导下展开的”*。这一进程起始于隋唐时期，当时中国的黄河、长江以及这两条河流的支系，通过人工建造的大运河得以沟通，开辟了一条贯通全国的、既便宜又安全的水上通道。亚当·斯密认为：“唯有在滨海地区以及可航行内河的沿岸，各类工业才会开始进行分工与改良。”正是水运交通的便利，以及内河及滨海地区商业的发达，促使了中国手工业生产的改良与进步，与此同时伊斯兰文明在中东、北非等地的兴起，使两大文明的远距离贸易得以实现，形成了第一波全球化的开端。

　　到十世纪即宋代，中国城市化的加速和手工业的日益发达，促使伊斯兰商人到中国来贩运各种手工业产品，销售到亚非欧旧大陆的许多国家，与此同时，中国的商人也开始活跃在亚洲的各条航线上，其影响力远至印度南部及日本。*到14世纪中叶，中国人包揽了印度次大陆上所有的海运和载客业务。加上伊斯兰商人的参与，庞大的中国古代经济活动远及海外，遍布整个东南亚地区及印度洋国家，远及东非国家和地中海沿岸，加剧了当时的贸易与经济的开发活动。可以说，在十九世纪欧洲工业产品席卷全球之前，中国的物质产品一直是世界最优良的商品，当时在海上和陆上的丝绸之路中，阿拉伯和波斯商人，乃至中国的商人们贩运的不仅是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还有铁器、铜器、漆器等，其中包括“铜镜、铸铁火炉和饭锅”和“钢针、钳子和铁锉”这些日常用品。即使到十五世纪欧洲的地理大发现以后，欧洲的商人也主要是以中国物质产品的贩运为主，而且自那以后中国的物质产品才真正地被全球化了，不仅深入到了欧洲市场，还被欧洲人运送到美洲和大洋洲市场。在当时的贸易系统中，“中国保持着中心位置”，使“世界上的白银主要都流向了中国”。因此，美国学者罗伯特·芬雷认为，从汉代一直到十九世纪初，中国都是世界经济的引擎。

　　阿里·玛扎海里也在他的书中写道：“珍贵的中国的火镰，过去曾受到很高的评价，波斯人和西方其他的民族使用了18个世纪之久，但它于19世纪末在很短的几年内就由更为方便实用的瑞士火柴取代了。”也就是说，直到19世纪前夕，整个旧大陆的许多地区都在使用中国产品，所以有学者认为，在绝大部分的人类历史时光之中，中国的经济都为全世界最先进最发达，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在人类历史上很长的时间，中国都是“世界的手工业工场”。

　　了解这一历史非常重要，这使我们认识到，古代的中国不仅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大国，还是一个手工业产品的出口大国。中国的农民不仅务农，在农闲的时间里，许多的农民还是手艺人，有的就是村庄里的手艺人(如木匠、铁匠、石匠等)，有的则是为手工业城市提供原材料或半成品，因此，在中国的历史上，中国的乡村是工农相生的。笔者之所以研究这一问题，就是在研究中国文化的基因与特质，只有把这一问题研究清楚了，我们才能真正意识到当前中国手工艺复兴的根由在哪里，以及这种根由与中国未来发展的关系。

五、中国式文艺复兴与生态中国的来临

　　笔者前面所描述的问题归结到最后一点就是：为什么在这样的时代会在中国爆发手工艺复兴的文化现象，其与中国的未来甚至是人类的未来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为什么要关心这一问题？

　　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首先就要意识到我们的今天是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节点上，在这样的历史节点上我们正在面临哪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作为世界上的一个大体量的国家在这样的时代可以有哪些作为？首先，当前人类社会正在面临着一系列新的科学技术的变革，这些变革是随着互联网、新能源、工业4.0、3D打印、纳米技术、人工智能等等让人目不暇接的新的科学技术的出现而出现的，其不仅意味着人类社会正在发生着一次巨大的转型，还必然会“引起一场文化上即人类认知上的变革。”

　　每一次社会的巨大转型都像是一次新的生态演替，一方面是传统群落的衰亡，另一方面是原生群落中遗留下来的孢子、基因在孕育新的种群，体现在文化上就是会出现一场前所未有的文艺复兴，人类历史上的每次的文艺复兴几乎都是从演绎历史和认识传统开始的。十五世纪发生在欧洲的文艺复兴是在挖掘了轴心时代的古希腊文明之后而出现的，古希腊文明是以商业活动的城邦文明为基础的。因此，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以商品消费为基础的工业文明。但当工业文明的发展已经遇到瓶颈的时候，笔者认为，取代工业文明的必然是生态文明。如果说工业文明的形象是大烟囱式的，生态文明的形象就是田园式；如果说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是规模化，标准化的，批量化的，而生态文明的生产模式将会是扁平化的，分散化的，个体化的，个性化的。这样的文明形象和生产方式有点类似农业文明的回归，当然，其是建立在高度智能化和新能源以及新材料和互联网的基础之上的。尽管如此，它的文化价值观以及社会的结构模式将能在传统的农业文明甚至狩猎文明中找到其思想资源，所以，高科技是可以不断创新而高歌猛进的，但文化却常常要回到其原点去重新思考未来的路标。

　　因此，我们有必要再次回到轴心时代去寻找新的文明资源与原动力，如果生态文明所需要的是来自源于农业文明的智慧的话，那么同处于轴心时代的先秦文明就是我们今天要挖掘的对象。另外，“礼失求诸野”，许多传统的农业文明智慧在城市已经消失，但在乡村或传统的手工业城市还存在，这就是我们要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从文艺复兴的角度来看，其不仅是遗产，还是我们发展当今和未来文化的资源或基础。

　　如果说，从农业文明遗留下来的智慧有可能是生态文明发展的基础和资源的话，西方世界由于是工业文明的先行者，其农业文明的根基几乎已连根拔起。如中国至今还存在、并且正在复兴的手工艺生产方式，还有许多传统的民间文化，在西方世界已经很难寻觅。因此，笔者认为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热潮和手工艺复兴的现象，实际上就是一种中国式文艺复兴的现象，欧洲式的文艺复兴是人对自身的重新认识，因此是从诗歌、文学作品以及绘画、雕塑等艺术门类开始的；而中国式的文艺复兴是人对自身文化的重新认识，所以，是从重新认识自己的传统文化，将传统文化变成新的艺术化的生活方式开始的。

　　通过大量的田野考察，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手工艺复兴是建立在传统文化复兴基础上的：喝茶，焚香，赏花，弹琴，作诗，论字画，把玩瓷器等，其中还包括收藏古玩，穿中式衣服，摆中式家具，等等。这种生活方式已经在中国的白领阶层中形成了一种新的时尚，也成为了陶冶性情的一种方式。所谓是“器以载道”，正是这种新的时尚和新的陶冶性情的方式，为手工艺的复兴打开了出路。而制作这些具有传统意味又有当代文人风尚的手工艺品的作者，并非都是传统的手艺人，其中包括了那些从美院毕业的富有创造力的年轻艺术家们及设计师们，他们正在利用传统的手工技艺和传统的文化资源创造新的中国时尚文化。这和民国时期梁漱溟的将“旧文化转变出一个新文化来”的理想何其相似，许多的传统手工艺里还蕴含着“中国文化有型的根”，而在这样的根底基础上创造出的器物文化与传统中国人“过日子的方法”具有许多相通之处。笔者认为，要重新振兴中国文化，就是要从人们的日常生活开始，这是一种让人的生活变得高雅、自律、有品位的、成长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的中国人的新的“生活样式”。

　　正是这种中式生活方式的回归，复兴了许多中国的传统手工艺行业，提供了许多新的创业和就业的机会，其在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样式”的同时，也在带动中国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的改变，进而促进中国的产业转型，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这种来自民间的传统文化复兴正是激发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生机与活力的一种重要方式，笔者希望这种活力的最终结果是把传统的乡土中国导向当代的生态中国。让中国在发展工业4.0、新能源和互联网的基础上再次成为“世界的手工艺工场”(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上的未来社会最时尚的产品有可能是具有文化和艺术含量的、多品种少批量、甚至是私人定制的手工艺品)，再次创造出具有当代中国审美和当代中国设计文化的世界级时尚产品，顺着新的“一带一路”再次流向国际市场。只有我们的产品走向了国际市场，我们的文化才能化成天下影响世界。

　　笔者之所以重视手工艺的发展和复兴，是因为笔者认为，手工艺是一种更具有人性，更具有艺术性和生态性及环保性的生产方式，是生态文明的基础，而人类社会由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将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一般来讲，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哪个国家先有一种超前意识，哪个国家就能拥有未来发展的主动权。笔者认为，在这一方面中国政府已经有了如此的意识，2015年5月5日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十八届五中全会又把增强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到国家五年规划中。习主席在讲话中曾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在这里我们看到，中国已经把生态文明发展作为一个国策来看待，并得到了国家的政策和国家领导人的强力支持，说明中国已经做好了进入生态文明的准备。另外，除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外，近期，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还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这两条国策看起来并无关联，但实际上是“新的开拓”与“推陈出新”或“温故知新”同时进行。

　　如果说在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之际，中国的转型是被动的，甚至是被迫的，所以落在了潮流之尾，但当人类社会再次面临新的由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的今天，我们中国是否能变被动为主动，变潮流之尾为潮流之首，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不仅国家要有这样的意识，科学家、经济学家、人文社会学的学者们也要有这种意识，要看到在这样社会转型中的各自作用。新的社会实践会产生新的理论，就像当年欧洲是人类社会发展最快速，新的社会实践最多的地区时，其也是新的理论和新的思想出现得最多的地域，后来这种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心转移到了美国，美国开始成为了新的、前沿理论产生的重要地区。而今天的中国社会正在实践的是一种与西方世界不一样的发展道路，这是近百年以来，第一次由非西方社会开拓的一系列的巨大的新的社会实践，其一方面需要有新的理论总结与归纳，另一方面也需要产生新的理论来指导新的社会实践。

　　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中国正在走一条现代化的路，不是学外国，而要自己找出来。”笔者认为，这条道路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生态文明之路，这不仅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未来之路，也是全人类都必须要进入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我们期待中国能成为走在这条路上的领头者。

　　（原文刊载于《民俗研究》2017年第6期；注释及参考文献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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