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文献材料与考古发现两方面，对剪纸相关的史料与实物等资料进行梳理与考释，着重于对考古发现的南北朝至唐代时期的早期剪纸实物的整理、分类、考证与阐释。在丝绸之路的文化语境下，对丝路沿线出土或传世的古代剪纸实物进行整理与分类，主要划分为丧俗剪纸、功德剪纸与人形招魂剪纸等三类，在活态文化的视角下，发现一些出土古代剪纸遗存与今日该地区活态传承的民俗剪纸之间存在相似性。从发生学角度，探究作为重要工具的剪刀形态的演变与传播，以及作为基本技艺的镂空形态的成熟，进而整体性地考察与阐释存世古代剪纸的纹饰谱系及其图形叙事。

关键词：纸文明；早期剪纸；丝绸之路；剪纸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纸文明的概念与形态

　　2009年10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中国申报的22个项目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其中涉及到与传统纸文明相关的项目有宣纸传统制作技艺、中国书法、中国篆刻、中国剪纸、中国雕版印刷技艺。这五项传统项目，不仅连接着中国古代造纸术及与纸相关的文化类型，也标明了这些源远流长的古代文化传统，今天仍存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四大发明”之一造纸术的发明，极大地推动了古代文明的进程，也影响了世界文明的发展。“纸发明以后，它不仅在中国本土极为流行，并且向世界各地传播。在东方，纸在2世纪时传至朝鲜，3世纪时传至日本。在南方，3世纪时传至越南，7世纪前传至印度。在西方，3世纪时传至中亚；8世纪时传至西亚；10世纪时传至非洲；12世纪时传到欧洲；16世纪时传到美洲，并在19世纪传入澳洲。”

　　造纸术的发明与发展和普及，积淀形成了独具东方特色的中国古代纸的文明形态，这个形态同时作用于官方与民间，其中包含了两大基本的传统类型：一类是以官方和文人精英为主体，以汉字和书写传统为核心，以笔墨纸砚为工具材料形成的纸文明传统，这个传统包括书法、中国画、古典书籍、官文、书信等。另一类是以乡村劳动妇女和农民群体为主体，以传统纹饰谱系为核心，以纸、剪刀、刻刀为主要工具材料所形成的民间纸文明传统，其中包括剪纸、木版年画、纸扎、灯彩、冥纸、纸马等。它们也是历代民俗生活的反映，是纸的文明功能和载体形式在生活中不断拓展的产物。这两类文化身份不同的纸文明传统，满足维系了中国漫长农耕时代的社会需求及生存信仰和文化的传递发展。今天，我们在依然传承和遗存的纸文明形态中看到，剪纸是最具民族普遍性和生活使用广泛性的传统，也是历史文化积淀悠久、深厚的文化传统。

二、古代文献中的“剪纸”

　　中国剪纸的历史，也是纸文明的发现史和对本土艺术传统不断再认识的过程。关于剪纸的起源与生成，目前依旧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随着考古与文献新材料被发现，以及田野研究的深入，许多问题渐渐有了线索与头绪。剪纸正在由原来的民间手工装饰花样，趋向更具民族文化多样性和普遍性的文化物种。

　　关于剪纸的文献记载常被引用的材料有两则：一是汉代司马迁《史记·晋世家》记载的“剪桐封弟”的故事；另一则是东晋干宝《搜神记》中记载的方士以剪纸之人慰籍汉武帝思念亡妻的故事。这两则传说故事常被用作剪纸与皮影的起源史说。这些被记录在古史典籍中的传说文献，依然是文字记载的传说，其历史的真伪有待考证，所以，作为剪纸起源的佐证其缺乏事实的实证价值。

　　古史典籍文献中被引用的有可信度的文献，主要是汉代以后的典籍。南朝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记载“正月七日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羹。剪彩为人，或镂金薄为人，以贴屏风，亦戴之头鬓。又造华胜相遗；登高赋诗”。“立日之日，悉剪彩为燕以戴之，……帖‘宜春’二字”。唐代也有镂金为“胜”的记载，实物可见收藏于日本奈良正仓院的“人胜”残图。关于剪纸的文献，唐代诗歌中有记载，诗人杜甫回忆自己安史之乱逃难时的《彭衙行》中，即有“暖汤濯我足，剪纸招我魂”的诗句，诗句记载了唐代民间招魂的巫俗，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中即有“剪纸为小幡”的记载。这样的招魂巫俗在今天的陕北乡村中仍然遗存着。

　　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记载了北宋首府开封，每逢传统祭日皆出售纸钱及各种纸祭品，供人购买焚化，慰藉神灵。尤其“七月十五日中元节，先数日，市井卖冥器靴鞋、幞头、帽子、金犀、假带、五彩衣服，以纸糊架子盘游出卖。”杨宽考据纸冥器用于祭祀始于魏晋南北朝。这与当时盛行道佛神鬼观念有关，纸质冥器制作简便，而用纸代替祭祀实物已开始成为社会通行的风俗。

　　元代，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也曾在中国目睹祭品焚化的情景，“迨至焚尸之所，亲属等先行预备纸扎之人、马、骆驼、钱币，与尸共焚。据云，死者在彼世因此得有奴婢、牲畜、钱财等若所焚之数。”这种习俗至今仍被约定俗成地沿袭了下来，各地在清明节、七月十五、十月送寒衣祭祀亡灵和祖先时，都会供、烧纸制祭品和纸钱。

三、丝绸之路上的剪纸发现

　　迄今为止，有关古代早期剪纸实物的发现，是在丝绸之路沿途墓葬以及佛教石窟中的剪纸实物发现，这其中涉及丝绸之路中国境内的新疆吐鲁番地区、甘肃敦煌地区、陕西宝鸡地区的陇县。应当说，中国是世界剪纸的发源之地，是世界剪纸的原乡。丝绸之路不但是中国造纸术和纸文明的传播之路，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剪纸实物发现之地。中国西北地区的新疆吐哈盆地和河西走廊，以及陕西关中的西部地区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剪纸发生的重要区域。这是一条丝绸之路起始区域向西部的延伸之路，这一带也是古代纸实物的考古发现区域，从最早出土的西汉时期的陕西灞桥纸；到甘肃居延金关汉代亭燧故址出土的金关纸；陕西扶风中颜村西汉窑藏出土的中颜纸；甘肃天水放马滩发现的西汉时期的放马滩纸；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460余件麻类植物制成的古纸，这些纸包括了从西汉至东汉到西晋不同时期的古纸，这对研究造纸术的生成年代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同时对研究古代剪纸的源起和传播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文化参照意义。

　　目前已发现的古代早期剪纸实物主要集中在干旱的西部地区，这些早期剪纸实物反映了中国境内古代丝绸之路沿途生活对剪纸使用的习俗状况，其习俗使用类型主要是用于丧葬习俗和佛事活动相关的祭祀习俗。现在我们把相关古代早期剪纸实物考古发现的相关文献材料进行梳理，可以从中发现许多有关古代剪纸生成与发展的重要线索与信息。

　　江玉祥在《吐鲁番出土剪纸研究》中对新疆吐鲁番墓葬出土的剪纸进行了梳理：“吐鲁番出土剪纸，见于正式报道者共四批7件，其中北朝5件、隋朝1件、唐朝1件。”江玉祥在文中提到的吐鲁番阿斯塔那村北区59TAM306出土的剪纸残件之一，其复原图为“六边形对鹿剪纸”，这个复原图我们在订证时发现所说的六边形是错误的，我们根据对剪纸残片残留的团花局部内方的几何形角度，确定为为八方（见图1）。我们又用了图形还原的方法同样证实了残片的复原为八方（见图2）。学术研究需要科学实证、严谨认真的态度与方法，后来我们在搜集的有关吐鲁番剪纸残片复原研究的材料中发现，王伯敏在《高昌对马》一文中提到，其女儿王萍也是把剪纸残片复原为八方。张玉平在其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敦煌吐鲁番出土古代剪纸艺术品研究》中，也提出了对吐鲁番剪纸残片手工剪纸复原结果也是八方。

图1 通过测量正多边形内角度数的方法，证实残片复原为八方（张冬萍绘制）

　　关于吐鲁番59TAM306出土的残片是“对鹿”还是“对马”，至今仍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持“对鹿”说者认为动物头上残存的形状为鹿角，持“对马”说者认为北朝时期域外丧俗中尚马，故持此说。但无论持“对鹿”说还是“对马”说，所有复原团花图，均把动物头上残留的形状视为锯齿纹，所以复原团花的外圈装饰边饰都用了锯齿纹，这种内外双锯齿的纹饰与下面动物形状的联系很不谐调。实际只要认真观察动物头上残存的如角形的形状，其内外边是很明显的圆弧形，不是直边三角形的锯齿纹，这个圆弧形纹应该是团花剪纸边缘中常用的云勾纹，又叫如意纹。我们根据这“云勾纹”个判断重新复原了“对马”团花，首先修正了内方，由原来的六方改为八方，同时，保留了八方内径的残缺状，复原了动物头上的云勾（如意）纹，以虚线标示了复原团花的外径，但并未拟想纹样。

图2 图形还原的方法同样证实了残片的复原为八方（曹量绘制）

　　谢生保在《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剪纸艺术品》一文中，对20世纪敦煌莫高窟不同时期发现的剪纸实物进行了归纳梳理。同时，谢生保也对敦煌莫高窟剪纸的性质和用途，以及艺术价值进行了初步的分析。谢生保作为敦煌研究院文博馆员，在文章中提到敦煌莫高窟发现了两批剪纸实物，第一批是20世纪初，敦煌藏经洞（今编第17窟）出土的5万余件文物，其中绝大部分是各种文字的手抄经卷，一小部分是社会文书、绢画、绣画、纸画等佛教艺术品。这5万件作品自发现初即流失海外，国内所藏不足万件。流失在海外的文物中夹杂着极少量的剪纸类实物，由于缺少关注和研究，至今不知道敦煌藏经洞流失海外文物中的剪纸情况。谢生保根据近年来陆续公布的零星资料，在文章中整理了海外流失文物中有关剪纸的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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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孙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