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十年后，即1880年，在一些有志之士的推动下，以宣扬儒学思想为主旨的“斯文学会”成立。1906年，负责管理汤岛圣堂的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职员们立志恢复释奠典礼。他们在贵族与实业家涩泽荣一的支持下，创立了一个“孔子祭典会”，次年与财团法人“斯文会”合并。1919年，“斯文会”开始发行《斯文》杂志，并从次年起在汤岛圣堂举行一年一度的释奠典礼、举办纪念讲演会。今天的汤岛圣堂建筑，曾于1986-1993年间由文化厅拨款进行大规模修理，由日本文化保护委员会授予财团法人“斯文会”管理。每年4月末的最后一个星期天都要在此举行“孔子祭”。作为民间仪式的“汤岛圣堂”祭孔，在删减古礼的基础上，增添了请神社的神职人员主持祭祀，和由松风花月流的家元给孔子献茶等“和风”礼节，显见得在行事方式上更加灵活，也更加本土化了。[⑳]

　　六、结 语

　　总结中国大陆、台湾和日韩两国近代以来的祭孔实践，可以归纳出以下三种传承国家祀典礼仪的基本模式：

　　一为国礼的模式，即像韩国那样，在国家的直接支持下，由原为国子监的成均馆大学和聚集在这里的一批对于古典儒学、雅乐和佾舞有着深入研究的学者，负责传承祀典礼仪。该模式的优越性在于可以保证传承的质量及文化的承续性，但民众的参与度相对较低，从而使得祭孔礼仪脱离开了当代社会，而作为古典宫廷艺术的代表作品得以保存。

　　二是完全民间化的模式，即像日本那样，由一个由社会精英组成的民间团体负责传承历史上的国家祀典。其长处在于它的民间性和灵活性：只要有热心，谁都可以参加，而且在祭祀方式上不必墨守成规。但由于民间团体的成员、财力和影响力相对有限，所以，汤岛圣堂的祭孔礼仪就和今天的日本儒学一样，明显处于“边缘化”状态——不仅参加者为数甚少，而且在社会上也不会引起任何反响。

　　三是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半官半民式的地方公祭模式，即由地方政府出资，组织专家开发古典礼乐文化，同时发动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积极参与到表演和观礼活动中来。它的长处在于可以兼顾到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服务社会两大方面，适时调节祭典的官方性与民间性。

　　以上三种国家祀典的传承模式在中日韩近代以来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发展起来，都有其各自的合理性，也各有各的优势，当然其中也一定有值得相互借鉴之处。通过纵向与横向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我国以地方公祭作为传承国家祀典文化的主要形式，不仅是历史发展使然，而且更是一种文化选择的结果。虽然目前的公祭行为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它从根本上适应了当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所以，只要能在行事方式特别是细节上不断提升，应该可以成为一种具有代表性和生命力的新传统，在实践中发挥其继往开来、传承中华民族文化记忆的历史功用。

注释：

　　[①] 杜松奇在搜集了多篇质疑公祭的文章之后，将其批评言论归纳为以下六条：一是浪费钱财;二是借弘扬文化为名追逐利益;三是抢夺先祖，缺少敬畏之心;四是不守其道，公祭太多太滥;五是仪式雷同，没有文化含量;六是人文始祖不能代表中华民族。参见杜松奇：“公祭活动质疑言论评议”，载《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第147-149页。

　　[②] 以上参见侯宜杰：《袁世凯一生》，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60-363页。

　　[③] 引自“春秋祀孔旧典之废止”，民国《教育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三号，“教育界消息”第七页。

　　[④] 据考证，他们是：浙江上虞人余伟臣，于1938年9月13日在孔庙中取孔子牌位，负之投海自尽;还有河北南宫人韩真英，“志在尊孔，现因废祀，气氛填胸，投井自尽”。以上参见徐国磊：《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纪念孔子诞辰活动的历史考察》，四川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第17页。

　　[⑤] 引自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存“各地组设尊崇孔孟团体及反对大学院废止祀孔训令”。存档编号：全宗号1， 宗卷号1757，缩微胶卷号16J-2313。

　　[⑥] 参见徐国磊：《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纪念孔子诞辰活动的历史考察》，四川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第17-18页。

　　[⑦] 参见方艳华：《试论伪满祀孔典礼的堕落与变异——兼论“王道政治”的历史命运》，载《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第116-119页。

　　[⑧] 参见杜美芬：《祀孔人文暨礼仪空间之研究——以台北孔庙为例》，中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民国九十二年，第162-188页。

　　[⑨] 同上，第190-191页。

　　[⑩] 引自“阎锡山对于废止祀孔之谈片”，载《信义报》1928年第16期(11)，第176页。

　　[⑪] 转引自张颂之：“孔教会始末汇考”，《文史哲》2008年第1期，第65页。

　　[⑫] 李焯然：“拜孔子、启智慧：新马地区的华人祭孔活动”，台北市孔庙管理委员会编印《“世界的孔子：孔庙与祀典”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民国99年，第130-152页。

　　[⑬] 杜美芬：“台北孔庙建制与祀典沿革”，《第一届东亚地域孔庙与儒学研讨会论文集》，佛光大学历史学系编印，民国92年，第116页。

　　[⑭] 其间曲阜孔庙共举行了两次祭孔：一次是在1951年刘少奇访问曲阜孔庙时，另一次是1957年，“中国舞蹈研究会”主席吴晓邦一行前往曲阜拍摄《祭孔乐舞》的纪录片时。

　　[⑮] 参见济宁市孔子文化节办公室主编，《东方文化盛典﹒1984年-2008年﹒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纪实》，济南：齐鲁书社，2009年。

　　[⑯] 参见王霄冰：“试论非物质文化遗产本真性的衡量标准——以祭孔大典为例”，《文化遗产》2010年第4期，第8-17页。

　　[⑰] 参见许捲洙：“关于韩国之国学与孔庙之历史”，《第一届东亚地域孔庙与儒学研讨会论文集》，佛光大学历史学系编印，民国92年，第145-154页。

　　[⑱] 引自种荷：“韩国与日本的祭孔活动”，《世界博览》2007年第7期，第33页。

　　[⑲] 参见石川忠久：“汤岛圣堂释奠——从江户时代到现代”，《第一届东亚地域孔庙与儒学研讨会论文集》，佛光大学历史学系编印，民国92年，第63-68页。

　　[⑳] 详见“汤岛圣堂”官网 http://www.seido.or.jp/cl02/detail-6.html(2011/6/28)。　　

(本文原载《山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第8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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