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28年即1939年，蒋介石政府又将教师节移到“孔诞纪念日”这一天。从此之后，纪念孔子就和庆祝教师节的活动合并在了一起，一边祭孔一边召集大会、表扬先进教师。这一传统在台湾维持至今，不过日期有所改变。1952年，蒋介石根据台湾当地的传统，把孔子的“生日”从公历的8月27日改至9月28日。1968年，在台湾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期间，有感于象征中华文化传统的祭孔大典各个方面都有较大失真的现状，蒋介石又于2月22日手谕，强调应注重对孔庙雅乐、祭孔乐器、舞蹈、服装等的制作与研究，以恢复古有礼乐之基础。同年9月10日，由内政部、台湾省民政厅、教育厅、台北市民政局、教育局、孔德成奉祀官和专家庄本立、孔庙捐建人后裔辜伟甫等组成的“祭孔礼乐工作委员会”成立，由中山博物院院长蒋復璁任主任委员。[⑨]

　　从1968-1970年，经过三年的礼乐改进，台湾地区的祭孔仪式，包括仪程、音乐、乐器、空间配置、舞蹈、服装等，基本都已恢复为明清时期释奠礼的样式。当然在每一次的实际表演中，当事人还是会根据具体情况做出一些调整。以笔者亲见的2010年台北孔庙春祭典礼为例，活动由台北市政府赞助并出面组织，由副市长担任正献官，民政局局长担任正礼官，其余配位、哲位、东西庑先贤先儒案前的分献官则由市府局处官员、孔庙管理委员会委员、外国使节和外侨学校校长分别担任。礼乐和舞蹈部分则由台北当地的中小学生出任演出。观礼者有来自农工商学各界代表、观光客和海外人士等数百名。

　　三、民间祭孔的尝试

　　既然国家祀典为之服务的封建王朝已经覆灭，那么，对于祀孔礼仪文化的传承，当然也可以以完全民间的方式进行。所谓民祭，就是由民间组织出面筹划和主办的祭祀，但不排除这些组织有得到来自政府的财政或其他援助，也不排除有政府官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典礼。事实上，在南京政府于1928年颁布废止祀孔令后，就曾出现过一种改官祀而为民祀的意见。时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阎锡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曾说道：“春秋祀乃官祀，民国民为主，废止官祀，任人民自由祀，甚为适当。”[⑩]不过，阎锡山所谓的“人民自由祀”中的“人民”，指的也许并不指的是广大的普通老百姓，而是“孔教会”一类的民间宗教组织，因为阎本人在民国初期一直是该组织及其山西分会“宗圣会”的有力支持者。

　　早在1897年，康有为就在广西开办“圣学会”，次年上书“陈请废八股及开孔教会，以衍圣公为会长，听天下人入会，令天主、耶稣教各立会长与议定教律。凡有教案，归教会中按照议定之教律商办，国家不与闻”。[⑪]辛亥革命之后，康有为推动陈焕章于1912年在上海成立了“孔教会”，他本人在次年被选为会长。当时“孔教会”最重要的创举之一，就是设立了中国的“圣诞节”，即在旧历8月27日纪念孔子诞辰的节日，又称“大成节”。然而，康、陈二人在致力于儒学宗教化的同时，却仍梦想着恢复儒学在国家意识形态中的中心位置。所以他们不断地向议会提案，要求把孔教定为国教。后者则出于宗教平等的思想一再拒绝。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康陈的这一决策，事实上已决定了孔教运动最终失败的命运。因为将孔教定为国教的努力，一方面与民国的政体不符，不可能取得成功;另一方面又使得孔教运动没能彻底走上一条民间化和宗教化的道路，从而失去了生存的群众基础。1929年，当南京政府批准各界可在“孔诞纪念日”自行举行纪念活动之后，本来这是发展民间祭孔的一个大好时机，但由于康有为已于1927年去世，陈焕章则于1929年迁往香港定居、在港创办孔教学院，曲阜的“衍圣公”孔德成又尚未成年，所以这一时期“孔教会”的祭孔活动也相当凋零，未能形成任何声势。

　　尽管如此，民间祭孔在今天仍以各种形式出现在大陆、台湾和海外华人社群当中，如东南亚华人社区的“拜孔子”活动、[⑫]中国大陆孔姓子弟的“家祭”等。包括一些官办的祭礼，也着意采取了一些民间化的措施。如台北市为了方便普通市民观礼，就在孔庙建制上做了一些调整，去掉了丹墀(佾台)周围的栏杆，使其成为开放的舞台;每次典礼前又将大成殿的门板全部拆除，打通殿内殿外的祭祀空间;在佾台旁边增设乐生台，将原本在殿内演奏的乐生调到殿外，以增强观赏性。[⑬]不仅如此，台北孔庙在仪式后也会设计一些亲民活动。如2010年春祭典礼之后，孔庙就将事先准备好的“智慧糕”和“智慧笔”等赠送给前来观礼的群众，并请第79代孔子后裔、奉祀官孔垂长为广大青年学子抽学运签，祝他们赴考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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