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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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霄冰]国家祀典类遗产的当代传承


作者:王霄冰       来源于:中国民间故事网

  四、大陆地区的地方公祭

  中国大陆地区的祭孔活动,在1949年至1984年期间基本处于消停阶段。只在一些特殊场合才偶尔上演祭孔乐舞。[⑭]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沉寂多年的孔庙又开始引起了世人的注意,大批海内外人士涌向孔子的故里曲阜观光、朝圣。适应形势的需要,曲阜县政府从1984年起率先恢复了以“孔子诞辰故里游”为名的纪念孔子活动。一开始时间仍按旧历的8月27日换算,每年时间不一;形式则以古装表演为主,官员们一般不参加祭祀,主祭由演员扮成古代皇帝的模样来担任;地点最早是在孔府,次年搬入孔庙,登上了佾台,但大成殿的门却紧紧关闭;这一时期参加观礼的多为海内外宾客,他们出于对孔子的景仰之心,往往会在表演结束之后以私人身份来到大成殿前祭拜孔子。[⑮]

  1989年,经中共山东省委、山东人民政府和中央有关部门批准,“孔子诞辰故里游”正式更名为“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同时把孔子的诞辰纪念日从旧历的8月27日调整为每年的公历9月28日,文化节的活动则从9月26日开始,一直延续到10月10日。和前一阶段的“故里逰”一样,举办文化节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开发旅游资源和推动经济发展。这一点也反映在了每年的主题上,如1991年的“以文为媒,文经结合,文化搭台,经贸唱戏”,1994年的“文化与经济联姻,传统文化为现代经济服务”,1996年的“文化搭台,旅游牵动,经科贸唱戏”。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在这些表象的背后,确也有着一种浓厚的中华文化情结和对于儒家思想的内在认同感,一直在发挥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如果说在1984-1994的10年中,大陆祭孔至少在表面上还不过是一种地方性的促进旅游与发展经济的行为,那么到了90年代中期,该项活动的性质就开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随着复兴国学与本土传统的思潮在中国大陆的悄然兴起,儒学在中国文化中所处的地位与价值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人的认可,反映在祭孔礼仪上,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意识日趋明显。例如在1998年的“孔子文化节”中,第一次出现了“弘扬以孔子及儒家思想学说为主流的民族优秀文化”的主题口号;2006年的主题“同根一脉,两岸同祭”和2007年的“走近孔子,喜迎奥运,同根一脉,共建和谐”等,都带有较强的时代感和民族意识。在这种时代潮流的推动下,官员们也不再有所顾虑,开始从容地登上了祭台。2004年,在曲阜孔庙的大成殿首次举行了济宁市和曲阜市市委及人民政府主办的公祭孔子大典,由曲阜市市长亲读祭文。大成殿的门也从此被打开,祭品从殿外搬到了殿内,三牲的头也开始朝向孔子了。自此,每年一度的“9.28祭孔大典”成为惯例,并于2006年被列入“国家级被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加以保护。今天大陆地区的公祭文化,尽管在形式上还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⑯]但它采取的以当地政府为祭主、以农工商学各界为代表、兼向海内外人士开放的基本模式,还是值得肯定和坚持的。

  五、韩国和日本的当代祭孔

  我们再来看看邻国日本和韩国的情况。两国的共通之处在于,仪式最早都从中国传入,且最初也都以官礼的形式举行。但在其后的传承中却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传统。韩国祭孔至今保持官礼的形式,使用雅乐和佾舞,努力追求传承的连续性。据考证,韩国设国学是在682年、新罗神文王统治时期。国学就相当于后来的国子监,是培养官员的所在。983年,即高丽成宗2年,有位名叫任成老的人从宋朝带回了一幅《文宣王庙图》、一卷《祭器图》和《七十二贤赞记》,献给国王。这便成了高丽孔庙的摹本。993年,成宗创立国子监。1020年,显宗以新罗国侍郎崔致远配享孔庙。1022年,又以新罗国翰林薛聪配享孔庙,追封弘儒侯。1129年,高丽仁宗幸临国学,释奠于孔子。1319年,已故中赞安裕从祀文宣王庙。1392年,朝鲜迁都城于汉城,新建孔庙与国学,其建筑保留至今,即今天位于韩国首都首尔的成均馆大学及其孔庙。1409年,太宗命成均馆典簿许稠厘正释奠礼,这套仪式也一直沿用至今,并被作为国家的“重要无形文化财”加以保护。[⑰]成均馆孔庙每年的春秋仲月上丁日举行的释奠仪式,都有部长级以上的官员出席,概貌与中国明清两代的祀典相似,只在细节上有所不同。在成均馆大学,则集结了一批专门研究儒学、释奠礼仪、雅乐和佾舞的学者,舞蹈系也设有专门修习佾舞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几年前他们还牵头成立了一个“国际释奠学会”。据目击者报道,韩国的释奠仪式严格遵照古礼实行,以至于有人评论说:“比较来看,韩国所举行的释奠祭礼更具儒家正统性。”[⑱]

  和韩国极力践行宫廷雅乐、推广古典释奠礼仪所不同的是,日本的祭孔已完全转化为民间行为。日本从中国引进儒学思想的时间比韩国更早,据说可上溯到公元三世纪。奈良的平安时代(794-1192),国家已设有“大学寮”和“国学”,通过儒学教育培养律令与地方官僚。平安时代末期,这一制度被废弃,此后儒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能进入政治领域。直到江户时期,德川家康和他身后的几代将军都热心儒学,尤其推崇朱子学。1683年,第五代将军纲吉推行了利用儒家伦理教化民众的相关政策。1688年,他还第一次参加了儒学学者林凤冈家的释奠仪式。1690年,德川幕府在汤岛台建造孔子庙,以便定期举行释奠仪式。这就是今天位于东京文京区一丁目的“汤岛圣堂”。幕府后期又曾推行“宽政改革”,于1790年颁布《异学禁令》,禁止“正学”朱子学之外的一切“异学”。“汤岛圣堂”和原为林凤冈家私塾的“昌平坂学问所”,一时成了朱子学的两大研究中心,直至明治元年(1868),日本政府将“昌平坂学问所”改为大学校,三年后(1871)又废掉大学校,成立了文部省,‘汤岛圣堂”作为官学的历史才告结束。作为官祭的释奠仪式也从此中止。[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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