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一生，本以武功名世，然《汉书·武帝纪》赞语所及，竟全系武帝之文治成绩。细察班固所总结武帝朝之文治成果，其主要内容实即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按此八字实为近人易白沙所总结(参见王文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语主再考辨》)，非时人之语，因而今人对此总结是否准确亦有争议。一些观点认为，武帝用人不拘一格，并未独尊儒家。细考史料，可以发现，旧有对“独尊儒术”的理解确有不尽准确之处，因而产生了这一争议，但就整体而言，这一总结还是渊源有自，符合史实的。

　　武帝即位之初，即曾进行儒术改制，承其事者，为丞相窦婴、太尉田蚡、御史大夫赵绾、郎中令王臧。奈何彼时武帝祖母窦太后主事，其本不好儒术，而“赵绾请无奏事东宫”又彻底得罪了窦太后，乃“使人微伺得赵绾等奸利事，召案绾、臧，绾、臧自杀，诸所兴为皆废”，窦婴、田蚡亦被废黜。

　　一些观点将上述事件视作黄老与儒家的斗争。按汉初无为而治，黄老之学大行其道，此固为学界之共识。然而这只是汉初的政治架构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使得汉廷政策与黄老思想接近，黄老遂借这一社会思想潮流风行天下而已，其政治地位不宜高估。正如相关研究所指出，汉廷官方从未正式将黄老抬高到指导思想的地位，除了曹参和窦太后因个人喜好而明确行黄老之道外，其余执政者并未有独尊黄老之行为。故而武帝此次推行儒术之失败，实多为窦太后个人原因，随着建元六年窦太后去世，武帝尊儒行动便得以顺利推行，并未遇到政治思想上的阻力。

　　窦太后去世次年即元光元年，武帝下诏求贤良对策。其中董仲舒有对策建议“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据说即导源于董仲舒此议，故而董仲舒此议之意义亦被分外强调。然史书并未记载武帝对此议是否中意，即便武帝因个人喜好而从此议，然而随着时间流逝，王位传承，权力更迭，这一建议又何能得以持续呢?

　　事实上，如相关学者所指出，武帝执政时期，虽然“推明孔氏”，却并未“抑黜百家”。如汲黯、郑当时、司马谈、刘德等为黄老人物，张欧、韩安国、张汤为法家，主父偃、严安、徐乐等为纵横家，东方朔为杂家，对于这些人物，武帝皆予以重用。除此之外，以“多奇计”闻名，曾为晁错仗义执言的邓公亦曾在建元中被擢为九卿，而“其子章以修黄老言显于诸公间”。可见武帝用人确可谓“悉延百端之学”，不拘一格使用人才。

　　既然武帝本人用人不拘一格，为何后人却会公认武帝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呢?其影响后世的关键到底体现在何处呢?事实上，之所以认为武帝朝发生了这一中国思想史的大转折，其关键实不在于董仲舒此议与武帝对高官近臣之拔擢使用，而在于儒学自身发展特点及其导致的教育制度与选官制度之合流。

　　近代以来，儒学走下神坛，学者多将其与百家之学等量齐观。然儒学与诸子之间，实有一根本区别:诸子乃私家之学，重在新思想之创造;儒学则以“述而不作”，阐释、践行六经自命，重在旧文化之保存。旧文化虽乏新意，然积前人之力，其内容包罗文学(《诗经》)、历史(《尚书》《春秋》)、政治学(三《礼》)、哲学/宗教学(《易经》)等诸多方面，乃是古代学术之汇总，故其能包容兴趣方向各自不同的知识分子，社会基础远较其他各家深厚广泛。

　　然六经作为上古学术，本为诸家所共，原非儒家之专有，《韩非子》有谓“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而《墨子》中则有《尚书》之引文:可见六经之学本非儒家之专属——《汉书·艺文志》载刘向刘歆《七略》之目，《六艺略》尚得单列，为诸家之共主，儒家只得列于《诸子略》，此乃其本来面目。然各家以创新自命，自不免强调其与六经之异，而儒家以保存、传播六经自命，日久天长，据六经之学为己有亦是自然之事，此风自汉时已然，而至后世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时儒家已与六经混同难辨。儒家既得附骥而行，则其最终凌驾于各家之上几为必然。相反，其余各家在人数上本较儒家为少，又多以事功为业，较少投身于教育，虽可煊赫于一时，却减少了扩大影响之途径。况乱世人性求新，治世人性求同，随着战乱的止息，中庸思想自不免越来越成为主流。

　　故虽秦朝任刑法，高帝不好儒，文帝好刑名，窦后尊黄老，然如安作璋、刘德增《汉武帝大传》所指出，秦及汉初以来，儒生一直在博士中占据着主流。既然秦汉以来儒家在政府文化部门本居主流，则儒家之兴本为自然之事。事实上，若依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的意见，秦虽焚诗书而坑方士，然其所尊实为以“性恶”、礼法为言的仲弓——荀子一派，李斯、韩非皆出此门下，究其根源实亦为儒家，唯此派以专制为天然而已。察诸始皇东巡刻石体现的“仁”“义”思想，夏先生所言实有其道理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