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可见，景徐周麟对晚唐诗风的体认是多向度、有选择的，呈现在其创作实践中，就是一种努力“折中”的接受观念:既推崇晚唐清新流丽的近体诗风，也难以摆脱诗僧身份带来的寒僻蹇涩倾向;既重视苦吟与炼字，又力求避免诗歌的雕琢痕迹，追求“清绝可爱”“诗于穷者愈清新”的诗美理想。

　　只是受限于身份和时代，理想和创作实践的矛盾有时无法调和。景徐周麟那些写寒残之象、带有僧诗“蔬笋气”的作品并非都“清绝可爱”，因此他对“郊寒岛瘦”又表现出极为矛盾的态度，并以一种“自嘲”的焦虑呈现出来。上文所引“月下推敲”是景徐对贾岛吟诗雅兴的赞赏，但在另一首诗中，贾岛却成为被嘲笑的酸寒之士:“堪笑酸寒贾吟佛，每年除夜祭诗神。”(《诗有神助》)那么同样“苦吟”的自己，便也成为嘲笑对象:“小立近花身入画，栏干影瘦作诗僧。”(《月移花影》)“却遭僧气夺春去，月下敲门诗尚寒。”(《门前梅意》)这种自嘲，几乎成为同时代诗僧“共享”的焦虑。如景徐的师长横川景三，嘲己诗之“寒”:“寺有衰僧诗更寒”(《溪寺余寒》)、“吾诗虽夏亦言寒”(《次韵惟贤藏主》)、“寒于东野是吾诗”(《扇面·孟郊看花图》)。贾岛在他笔下也被调侃道:“用尽黄金徒铸像，唐成吟佛宋诗奴。”(《贾岛佛》)“吟佛”贾岛在宋人风雅面前，更像一个酸寒的“诗奴”，这种落差不可谓不大。大致同时的希世灵彦(1403—1488)，也批评晚唐诗的寒涩难以延续李杜的“光焰万丈”:“灞雪驴边都灭却，不传妙处冷于灰。”(《诗灯》)但他的创作中却也有如“宿火吹炉无小暖，疏星落壁有余光”(《次韵丛侍者萤窗之作》)这样蹇涩的诗句。

　　进一步言，“自嘲”的前提是承认有“相似”的一面，但又不是诗人理想的样子，因为有更出色的模仿对象，所以造成一种“焦虑”。而这种更理想的模仿对象，就是以苏轼、黄庭坚为代表的宋代诗人。自镰仓末以降，苏、黄之诗在五山诗坛几成风靡之状:“丛林之徒，兄玉堂而弟豫章，治之殆如治经，解注之繁，几充栋宇。”(伊藤东涯《杜律诗话序》)与景徐周麟有交的诸僧，也多有讲注苏、黄者。受此风气影响，景徐对风流闲雅的宋人风调颇为景慕，他评价苏轼是“手提诗律唱诸儒，宋二百年唯两苏。”(《诗律到阿虎》)评黄庭坚是继陶渊明之后的“第二达摩”:“谁知第一达摩髓，分付江西鲁直诗。”(《又次韵岁寒老人达磨忌之作》)而《翰林葫芦集》中也多有作品写日常生活的闲散意趣，风格冲澹闲远。这也就解释了景徐周麟为何将“幽畅平淡”“清绝可爱”视为诗美追求，以及为何更青睐晚唐清新淡远的诗歌，除了其禅宗背景，“宋调”的影响也不可忽视。然苏轼之横迈超绝、山谷之学养富赡，和老杜的沉郁顿挫一样难以步趋，相较之下，晚唐诗的锻炼工稳则意味着有迹可循，可以之为门径，溯源而上;而其清新幽远亦可结合禅居生活，合其环境与心境，此时“晚唐”便成为诗僧们“倒逼”之下的诗风选择。

　　总之，以景徐周麟为代表，后期五山诗坛对晚唐诗风的接受具有复杂性和多面性，慕其流畅婉丽、炼字工稳、尖新奇绝，却又为无法摆脱枯槁寒涩的诗风而苦恼。这一方面缘于晚唐诗歌本身是一个多元化的效法对象，另一方面，也与景徐周麟的身份境遇、五山诗坛风行的“宋调”影响有关，体现出唐诗在日本汉诗创作实践中产生的影响和流变，在某种意义上也开启了后来江户时期声势浩大的“唐宋诗之争”。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