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在离当年青田县城达“一百六十里”乃至更远的培头、呈山底，想必也是一个以农耕为主业的小社会。但从以上这些历史遗存来看，有频繁的人员流动，严重的“丐盗二害”，更有田产交易山园典当等社会现象。由此，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些经济社会较为繁华的迹象。

     据有关史料表明：重山叠岭的青田，旧日土旷人稀，在次地种麻者多江西人、栽菁者多福建人、破柴者多广东人、烧炭者多仙居人，此外尚有其他地方的人，间有寄居于此，“阵容”庞大可见一斑，于是也就带来了现代人所说的“治安”等诸多问题。

     “外民杂处、流丐往来，故外来之贼多于本地。办贼之马快又寥寥数名，百姓虽甚恶贼而既无缉捕之责，又恐诬扳累，往往明知是匪隐忍不言，故稽查颇难。拿贼恐涉诬良，即曾犯案之贼，又恐非本案正犯，惟外来之贼曾经犯案递籍又潜入吾境者，必非善类，许百姓见面即拿。有现案者，照案科罪；无现案者杖责递解。拿贼之百姓为之立案，以防扳害又须严饬地保驱逐。流丐老稚者，许其姑留，强壮者即逐出境。”

     此外，青田方志中相产章节中也这样写道：青田僻处山陬，交易田产不查亩分、不用弓尺，立契并无亩数……坐落则专载土名，并无四至。而土名变随时更换，迄无定所。

     中代则任意开列，或用私人或用亡人。故卖租并不交田，而一田两卖三卖有之。买田不知收租并不投税，或三五年八九年始税，或与人争讼倒填年月税契者有之。诈伪日滋，讼狱日繁。由于不丈量、不投税之故，至于山田其伪更多……将他人之田拟造伪契私藏于家，十余年后，据契争山……

     对于当年的这些民间社会生活习俗，我们无从确认此次发现的这些契约中是否也存在类似现象。但有一份日期为“道光廿年七月”的典当字据上，落款只出现中间人与一方典当人，而无另一方。它是否在交易中担任过角色这已很难考证，但典当款是明明白白的二千文。

     在这样一个偏远山村，交易价格动辄上千，哪怕是犯科受惩，款额也不下千数，这是一个什么信号？凭借这些似乎有所关联信息，能为我们还原一个时期经济社会的本来面貌吗？从青田县志上有关青田风俗的叙述，还是印证了那些物件上隐隐透出的一些社会细节，似乎让我们从一个侧面探到历史深处轻微的脉动。

      （六）

     除了文前提到的那座鍾氏宗祠及呈山底的那座老宅外，经历世纪风雨的老房子在村里已不多见。但宗祠外立有的两对旗杆石，似乎昭示着曾经的辉煌。

     民国年间，时任“温处司令部侦探队副官”的瑞邑大峃人周绍让，为同时期修纂的鍾姓谱牒撰写谱序。序文提到了培头鍾家祖上的迁徙路线，称在康熙年间从福建省罗源转移至平阳北港居住。当始迁祖后代长大成人就自谋发展，其中有一房迁移到培头呈山底（即目前居住地），并成为当地鍾姓畲民的肇基鼻祖。在培头落地的鍾姓先人，就这样开始繁衍生息直到现在。

     鍾姓祠堂，承载了200余年的历史风雨，有些倾斜了，颇有风烛残年之感。祠堂里鼓形石柱础的巨大与祠堂建筑的颓相，显得有些不谐调，让人更有一种世事沧桑之感。戏台的藻井也不复存在，但檐下的雕刻依然不乏当年遗韵。祠堂里还贴着多份昔日的捷报，斑驳的字迹无声地言说着往事。

     门前那两对旗杆石，默立夕阳余辉，旗杆石上的那几行字：“裔孙贡元加理问名际时立”、“慎德堂 岁进士 加里问鍾际华立”、“咸丰戊午年冬月谷旦”还可辨读。

     署名“周绍让”的文章，多次在族谱中出现。如《题培头地景诗》曰：邑惟培头秀气研，金钟驮寨依后连；纱帽不离今古在，仗船浮待接宾贤。

     字里行间对鍾家还是表达了敬仰与期许之情。此外，周绍让还为鍾姓族人鍾际时等撰写小传。序文称鍾际时“少时聪明颖悟，才智过人，邻里咸以大器目之”。成年后，“抱经天纬地之才，云游于浙闽两省，操持刀笔，几如掷地金声……于今犹称道，弗衰哉。”

     可见周鍾二人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可见当年鍾家在地方上还是有一定的名望。难怪马先生称“这是望族”。在培头当地，民间还有一个“十七人赶考十八人中举”的传说。称当地有十七位读书人上京赶考，并雇了一位厨子同行。厨子因为用笔管在试卷上画出一个个规范的圆而受到主考官的赏识，结果也金榜题名。

     当地人还称故事就发生培头。无独有偶，《浙江民间文学集成·温州市故事卷（上）》中则有平阳南雁的《十八进士洞》民间传闻。相同的故事情节、一样的美好结局，不同的只是故事的原产地与主角，还真叫人难辨谁雌谁雄。

     翻阅新编《文成县志·人物》章节后，从北宋至清末，文成全县共计出了15名进士、26名举人，但找不到时属黄坦区的培头籍鍾姓人氏。我们一时也无从了解其中原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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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温州都市报》2009年04月15日-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