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中国古代稷神信仰看麦黍文化
中国民间信仰的多种体系是中国本土文化独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历经数千年岁月被尊奉为国家宗教地位的信仰,也不过只有对天、地、日、月、社、稷诸神的崇祀。这里地神与社神分别都是与农耕密不可分的土地神,而稷神则更是最直接的麦黍文化的农神、谷神。
稷,这种被古人尊为“百谷之主”、“五谷之长”的食粮,在麦黍文化的早期,以其全民遍食的优势登上神位,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
稷神在古代神话中曾有一段神化或人格化的过程。《山海经·大荒西经》中说:“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稷神自天取百谷而降,植于人间。《淮南子·汜论训》中又说:“周弃作稼墙而死为稷。”稷神同时做为周的始祖神,教民以农耕技艺。不论稷神是天帝之子还是周代英雄始祖,都只能说是一种人为神话的附会。这种各有出入的附会唯一可靠的内容是稷神为百谷之主的含意及其与农耕种植的密切关系。正如《孝经纬》所阐释的那样:“稷,五谷之长也,谷众不可遍祭,故立稷神以祭之。”又如汉蔡邕《独断》中讲了稷神神话后,结语说:“以稷五谷之长也,因以稷名其神也。”足证剥开神话的外衣,古中国人信奉和崇拜的是实实在在的稷这种谷物。这正是历代皇朝持续不断祭祀稷神的真意。
古代中国祭祀稷神的规格高,规模大。官方传统祭祀是由皇帝亲祭天地的同时祭稷神。从公元24年的西汉末年,皇帝祭稷神的重要位置和祭皇室祖先等同。当时的典籍中明确规定稷是“人所食以生活也,王者莫不尊亲祭,自为之主,礼如宗庙。”正因为有这种传统,所以直到明、清王朝,依然是在紫禁城正前方左祭太庙,右祭社稷神。
从汉代以来,中国所有郡县都设有稷神祭坛,通常每年大祭3次:农历二月十五日、八月十五日、十二月初八日。唐代还实行过每年4季共祭4次。到了16世纪,明王朝又改为在县以下的里(乡),每百户人家设一个稷神方坛,命百姓祭五谷之神。到了清代,县乡求雨抗旱时也到祭坛祭祀稷神。在中国南部种稻文化兴起以后,各地的祭谷神实际上已经是在祭稻谷或稻谷魂了。
在民间,自古以来稷神就是谷神,几乎从来就没有附会到天帝之子或什么民族祖先的英雄神上。像每年年终例行的“蜡祭”(腊祭),又称“冬祭”,是祈求来年农业丰收的大祭。直到今天,中国北方的农村,都以大同小异的仪式隆重度过“腊八节”,就是古“蜡祭”的一种延续。“蜡祭”又称“蜡八”或“八蜡”,所祭的是八农神,包括农具神、农事神、田埂神、牲畜神、街坊神、渔神、虫神和占第二位的稷神(司啬)。
古代中国的稷神信仰在中国北方遗存至今,最足以证明麦黍文化的根基所在。
(四)从古代中国文化精英看麦黍文化
从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争鸣发展起来的古代中国哲人辈出的精英文化史的辉煌,不难看出一个十分质朴的人文特点,那就是几乎所有的各学派大师都诞生于中国北方的麦黍文化圈层中。这不能被看做是一种无足轻重的文化现象。
代表中国各代思想史的几大家学说的代表人物,分别出生并成长于黄河流域的中下游。如果沿大河逆流而上排列,代表儒家的孔子生于山东曲阜,孟子生于山东邹县东南,颜回生于山东曲阜西南,曾子出生于山东费县;代表阴阳家的邹衍出生于山东;代表道家的老子出生于河南鹿邑东,庄子生于河南商丘东北;墨子虽然出生于河南商丘,却长期居住在山东;荀子出生在河北却游学于山东并在山东苍山县为兰陵令;古代“名家”的古逻辑学家代表公孙龙出生于河北;代表法家的韩非子出生于山西河津东北;代表道家的列子(列御寇)出生于陕西华县东;其他如代表军事家的孙武子,也生于山东。还有先秦的名相管仲、晏子,也都是山东人;秦汉名相吕不韦生于河南濮阳西南,变法的商鞅也是河南人,贾谊生于河南洛阳,大儒董仲舒生于河北枣强东。这些用现代地名说明古代列国出生的诸子百家与其他历史名人,都是在麦黍文化的哺育下成长并创立了伟大学说和辉煌事业的。
在这里用十分简易的统计罗列方式做证,只是为了提出一个醒目的问题,供我们研究民族文化的同行共同思考:为什么这么多的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在古代的中国北方辈出?他们的学说和思想以及政治实践与北方的麦黍文化有什么血缘关系?麦黍文化的实际创造者、广大农耕民进入封建制新兴的时代,那种从奴隶制桎梏中解放出来的精神、思想、信仰给新兴的封建主造成了强大威胁,于是代表农耕民的和代表封建宗法性的或对抗封建宗法性的、或调和农民与封建主的种种主张在麦黍文化的根基上兴起,成为人类文化史、思想史上的宝贵财富和巨大遗产。特别是发展到了汉武帝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学说时,麦黍文化的封建宗法性政治观、信仰观在理论上、实践上集儒家与阴阳家之大成,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北方农耕民的封建宗法思想和迷信观念;时至今日,依然根深蒂固,难以自拔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在中国北方仍旧闭锁着广大农民的精神,不能不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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