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一首首陕北民歌贯穿起的陕北秧歌剧《米脂婆姨绥德汉》刚刚在国家大剧院引起轰动，第四届榆林•中国陕北民歌艺术节也拉开了帷幕。在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与中国革命结下不解之缘的陕北民歌，再次用她的天籁之音打开我们的记忆之门。

　　几千年的民歌历史长河，必须有新的小溪小河不断注入，才能在旧的肌体生发出新的血脉生机。革命，就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到来了。

　　革命，不是为陕北民歌到来的，而是对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摧枯拉朽，但新的革命内容正好为已经危机的陕北民歌提供了新的歌唱题材。可以说，革命，为陕北民歌注入了新的激活剂。

　　这是一场陕北民歌的革命，由此诞生了革命的陕北民歌。

　　当陕北人民为中国革命作出巨大贡献时，也在有意无意间创造了一部陕北民歌的“革命史”。

　　陕北革命是陕北民歌新生的土壤

　　陕北这块土地沉睡得太久了，自米脂人李闯王敢闯敢干将大顺政权闯到北京后，陕北的土地就整整在满清的统治下沉寂了几百年。

　　几百年—让陕北民歌焦急地等待的几百年。

　　机遇终于到来了—刘志丹、谢子长的名字在陕北大地上出现。“老刘”不比于闯王，“老刘”的革命是在一种思想的指引下是在一个政党的领导下开始的，虽然笤帚疙瘩红缨枪是“老刘”队伍的主要武器，但“老刘”一开始就和民众打得“火热”，他的根就扎在民众里，是在民众的旱烟锅的对接中，暖窑热炕的“拉话话”中逐渐壮大的。“老刘”也是包羊肚子手巾穿老羊皮袄腰别椿木旱烟杆子活跃在民众之间的，这就为民歌的发生酝酿了丰厚的土壤。这种革命民歌的产生完全是自发自觉的，是在“老刘”也没有料到的情况下诞生的。

　　“老刘”没有想到民歌会关注到他，会将自己作为民歌的主要题材。

　　刘志丹，是好汉，

　　精脚片子打裹缠。

　　刘志丹，是好汉，

　　不拿架子满和善。

　　半月二十常见面，

　　和咱老乡好熟惯。

　　熟悉是民歌题材的主要来源。这就是“老刘”为什么直接进入陕北民歌的主要原因。“老刘”闹革命是新鲜事，自然不会不引起民歌的嘱目，“老刘”又近距离地生活在眼皮底下，不进入民歌的视野那才是怪事。“精脚片子”又“打裹缠”既唱出了“老刘”和民众的共性化又草根化地点出了“老刘”的个性化。那时的“同志”称谓还很陌生，真正的“革命”在老百姓心里还没有扎下根，他们只是把老刘当作了一个“好汉”。“红云飘飘满天空，陕北又出李自成。千里雷声万里闪，名字就叫刘志丹“。

　　此时的民众，对“革命”的理解极其有限，他们只是在旧有理解基础上进行新追加。

　　当年的刘志丹忽略了这一点，他从小就生长在陕北民歌的土壤里，他知道陕北民歌对新鲜事物的敏感，他也就不关注也不阻止地任其陕北民歌自由生长了。他那时已经懂得宣传的重要性了，但没想到陕北民歌的重要性，“刘志丹，闹共产，日走山林夜走川，走庄串户做宣传，穷人纷纷扛枪杆。“不知道利用陕北民歌宣传革命，是刘志丹的失误。但陕北民歌的自觉加盟革命，又是刘志丹没有想到的革命结果。

　　我们没有在任何一首民歌里搜寻到关于刘志丹对陕北民歌有意提倡或引导的资料，大概，也与当时革命处于“地下”阶段多少有些关系。但，这种有意地躲闪，并未能逃过陕北民歌的紧追不放。那时，刘志丹的任何一次大小革命行动，几乎都“无一幸免”地被陕北民歌捕捉，有《打开清涧城》、《打寺畔》、《打南沟岔》、《打横山》、《打石湾》等十五首关于刘志丹“打”仗的民歌。几乎是战地小报，几乎是军事捷报，几乎是电传战报。

　　陕北民歌，事实上为陕北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

　　当全国的革命都处于低潮，中央红军辗转跋涉在雪山草地的日子里，唯有陕北革命却红红火火蓬蓬勃勃地燃烧在陕北大地上。

　　燃烧的火种传播离不开陕北民歌。

　　民歌手们也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结果，他们为刘志丹的革命精神感动，却为民歌的不自觉产生作了铺垫。某种程度上，他们是在民歌自然的生存土壤上松了松土锄了锄草。他们只为了民歌，在他们的眼里，革命只是民歌的副产品罢了。

　　中央红军的到来是陕北民歌觉醒的发端

　　中央红军在一张国民党的旧报纸上得知陕北红军的消息后，确定了前进的方向。第一站进入榆林定边的铁角城，这个城是宋代建立的军事堡点，也是军事驿站，它的鸡叫鸣两省的特殊位置，注定了它与军事和战争的无法远离。

　　第二站进入吴起镇。

　　吴起，早就被陕北民歌注目过，“吴起位于陕甘边，鸡叫一声听四县“，中央红军也正是因此特殊地理位置而入驻的，“陕甘边界三不管，发展革命是源泉“。中央红军的到来，敌人不得不管了，这就有了吴起镇的战斗。“陕甘军民传喜讯，征师胜利到吴起。南北兄弟手携手，扩大前进根据地“。

　　中央红军听到了陕北民歌。

　　一杆杆红旗空中飘二十五军上来了(指中央红军徐海东部)。

　　一对对喇叭一队队号，

　　一对对红旗空中飘。

　　中央红军毕竟是中央红军。中央红军听到陕北民歌后反应很敏感。这些来自全国各地，听惯了山南海北不同地域风格民歌的红军指战员和红军战士，被陕北民歌震呆了。

　　陕北民歌的豪放、大气、雄亢、奇强，一下子就和柔婉曼转的江南小曲拉开了距离。尤其在战争硝烟四起的当下，那些妙曼的江南小调实在是脂粉味女儿气太浓了，和强壮奋进的陕北民歌放在一起，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喜欢陕北民歌的。

　　和陕北游击队不同的是，这支正规的中央红军尽管经过长征的围追堵截，一大把胡子没顾得刮，满窟窿衣服破洞没来得及补，满身子虮虱抖得遍地都是，满脸菜色掩不住面黄肌瘦。但他们中有大学者，有高级知识分子，还有那些满脑子装满西洋“小溪里蝌蚪”的音乐家，他们一下子就被陕北民歌抓住了。他们中西古今的音乐档案全被调出来后，最敏感的那根神经被激活了。他们没有想到这么偏僻的土地上竟然会生长出如此美妙的歌声，他们未来得及清洗一把吴起镇战斗留下的灰头土脸，就铺开马兰土纸在膝盖上急速地用“阿拉伯数字”记录这些“揽羊嗓子回牛声”。他们兴奋地互相传唱着，他们夜晚就在如豆的麻油灯下回复自己白天的记忆。

　　毛主席也听到了陕北民歌。

　　伟人毕竟不同于凡人，他将民歌和战争联在一起，将民歌视作武器。从武器的革命到革命的武器，就是从这个时候在伟人的心里发芽的。当然，生根开花还需要更多的气候、温度、阳光等一系列条件。

　　陕北民歌关注的第二个主要对象出现了。

　　二月里来刮春风，

　　江西上来个毛泽东。

　　毛泽东势力众，

　　他坐上飞机在空中，

　　后带百万兵。

　　陕北民歌唱红了“老刘”，唱来了革命，现在又唱来了中央红军。陕北民歌感觉到了自身的功劳，自觉地感受到了自身的存在。陕北民歌一改过去滞留在男女感情间的徘徊脚步，大踏步地向革命靠近。

　　步伐走得最快的是李有源。

　　这个地道的佳县农民，从自身生活的逐渐富裕中，感受到了革命带来的温暖。初冬的一个早晨，李有源掮着一副桶担进城，快到县城时，忽然看见前方一片彤红，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照亮了佳县古城，照亮了陕北高原，照红了祖国大地。走在大山圪梁上的他周身的热从心底里一直涌上来，涌到喉咙口的时候，他已经不能不张口了。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生存，

　　他是人民大救星。

　　为了唱得顺利，他来不及编新曲，他干脆借用了当地流行的原为情歌的《骑白马》曲调—这样，不至于因为编曲的阻隔而阻隔了歌词的顺畅出笼。

　　这首民歌不得了。

　　这首民歌揭开了一个世纪的序幕，这首民歌创造了一首歌演唱频率的世界吉尼斯记录，世界上从来没有一首歌被这么反复地持久地被一个国度和数个国度同时间反复地演唱过。

　　这首歌是陕北民歌。

　　这首歌是陕北民歌从无为走向有为的真正觉醒开端。

　　这首歌是陕北民歌手自己创作的，还没有后来“改编”的加入。可它为后来的“改编”踏出了一条新路。

　　“旧瓶装新酒”是革新的最初嫁接

　　中央红军的到来，让陕北民歌很快纳入议事日程。

　　知识分子们在陕北民歌面前低下了谦虚的头颅，尤其那些音乐家们。

　　抗战爆发不久，音乐家吕骥从绥远来到延安，直接发起搜集陕北民歌的号召，1938年夏天，在他的主持下，延安成立了“民歌研究会”——陕北民歌是研究的核心内容，他动员鲁艺音乐系的学生开展民歌搜集工作。1941年，吕骥主持成立的“中国民歌研究会”正式更名为“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几乎同时，鲁艺的戏剧和音乐两系合作组成三队分头到阎甸子、二十里铺等地搜集民歌，此后，又分别沿黄河两岸赴米脂、绥德、清涧、佳县等地采风，著名的《移民歌》、《黄河船夫曲》就是当时在佳县、吴堡等地收集到的。

　　这些工作是一种信号，它传达出了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对陕北民歌的态度，这个态度是积极的，是提倡的，是想收集后整理并发扬光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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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刘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