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学术概念与学科化的有机关系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实践概念转向“文化遗产”学术概念的过程中，不应把“非遗进校园”等同于学术化或学科化。首先，“非遗进校园”应该细分：非遗进幼儿园、小学、中学和高中，甚至进大学应该有不一样的实践方法与目的。其中，可以有三个层面或阶段性的目的。

　　第一个是“认知”层面，也就是对传统文化的了解与感受，甚至是习得。在这个层面，非遗进校园是对文化遗产的重视、关注、尊重，是寻根、守根的做法，是国家认同应该、必须做的。近现代的中国曾经有过对文化之根的否认，也由此在“西化”中失去自尊和自信。难得的是，中国文化内在的“自愈机制”使中国重新寻得其文化之根，获得自觉和自愈。现在，“非遗进校园”就是对根的认知，是传承和坚守根的必要做法，对个体的成长、成熟乃至国民教育来说都是非常必要和有意义的事。

　　第二个是在“认知”层面之上的“感悟”“理性化”与“学术化”。通过“动眼”“动手”等实践，培养和发掘潜在传承人、工作者、爱好者，以及可能从事公共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管理、社会工作、心理咨询等工作的人员。当然，大众教育是必要和必然的基础。即使是产业化和商业化行为，也对民众了解历史，增强民族自信与认同有着重要意义。

　　第三个是“传承”性的“专业”教育，培养“传承人”和有关文化工作者(与文化产业管理等相结合)。近二十年的实践已经为非遗的保护与传承摸索出了符合中国现实的路径，也为转向“文化遗产”的学科理论化，以及有关传承人的理论与实践等问题提供了有益论证。

　　这三者应该是有机结合的一个整体。从幼儿园到高中，应该以“认知”层面的感知性的普及教育为主，培养潜在的传承人和工作者；大学便可以侧重两个“发展方向”：“实践性”的传承人或文化遗产工作者，以及“学术性”的理论研究者。当然，其中的传统知识教育是前提。正如民俗学者鞠熙和贺少雅通过观察所发现的，十余年来中小学的非遗传承实践存在着与“传统文化传承”在课堂形态上的分野和分层，造成了非遗传承的窘境。究其原因，一是传统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个概念之间存在差异；二是非遗传承很大程度上受制于非遗保护理论的主要建构者即民俗学科的研究范式和理论体系，诸如文化分层理论、乡土情结等；三是与非遗本身的传承特性有关；四是受到相对单一的传统教育模式影响。对此，她们认为，“民俗学家应结合当前的学科研究范式转向，构建符合时代需求和教育规律的非遗传承理论，部分民俗学家可在有条件的情况下积极参与非遗教育实践，推动非遗教育；教育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也有责任成为非遗教育传承的重要推动者”。可见，“非遗教育”概念需要从不同层面来理解和实践，相关的学术研究也需要首先构建学科范式。对此，杨利慧所辨析的“非遗教育”和“民俗教育”两个概念，有助于理解“教育”的大众普及层面与学术层面的不同，并找到适当的互动路途。

　　从学科角度来看，中国的现代学科体系与基础理论几乎都是近百年来“移植”西方的体系，因此严重忽视了对中国传统的文化遗产的关注和重视，这也是近百年来中国在国家认同建设中的最重大的挑战。21世纪伊始，在中国，由于多种客观和主观因素，从国家到个人，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等“根”的“认知”和“感悟”发生了实质性变化。

　　一百多年前，中国文化被视为具有“劣性”或“先天不足”，以至于今天还有许多精英认为“西化”是中国唯一的发展出路。但百年实践证明，中国文化有着“先天”的“优势”(例如，与人类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宇宙观与生命观以及现实生活态度)。之所以有了“价值观”层面的改变，是因为中国文化经过了从“全盘否定”到“客观”认知的阶段，因此也找到了“根”，使中国文化启动了内在的“文化自愈”机制，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因此，“文化遗产”的概念不但将“历史传统”与“现在”结合起来，也为非遗开拓了发展空间。

　　“非遗进校园”是好事，是目前非遗保护所缺失的，是维系个人和国家认同的必要行为，是国家文化自愈机制的体现，但要有明确的阶段性目的和相应的手段。非遗从实践走向“文化遗产”学术是进步，是中国社会、国家、精英、民众的非遗实践的理论提升，是构建基于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学科体系的良好开端，更是学术体系的国际化。

　　在探讨非遗的学术化和学科化转向时，民俗学者也在努力探索新的学术路径，并提出需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遗产”进行“批评性遗产研究”。王晓葵从对有关非遗研究范式的思考角度指出，“在民俗学领域，有关‘非遗’的研究，存在严重的‘神学化’的倾向。具体体现在将文化行政认定的非遗的意义和价值，直接挪用为学术研究的结论。然后将分析过程转换成对这个结论的论证和演绎。真正科学的研究，应该摈弃任何预定的结论，将考察对象相对化，对其本质进行学理性的考察”。而郑土有从另外一个角度指出，“现在存在的问题是由于非遗包含的范围极广，是一门跨学科的新型学科，如果不打破高校原有的学科体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定位难以明确”。这些对学科范式和学科性的探讨，一方面说明了不能匆忙地将非遗作为独立学科加入到现有的教育体系中，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文化遗产”的跨学科性。

　　总之，学术性与学科性也是两个不相同的概念，需要从实践和理论上深入思考它们的关系。“文化遗产”有学术性，也有学科性；但它的学科性不是单一的，更不是唯一的；它的学科性存在于多学科性，即，必须基于多学科理论与方法才能对文化遗产有学术理论层面的提升，或理论化。所以，它首先应该成为每个相关学科关注的研究领域；然后，从多学科的研究结果中提炼出理论体系，再依此推动各个学科视角的研究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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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